2016年5月25日凌晨，一位老人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不想让自己的去世成为新闻，“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然而，安静离开的愿望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社会各界开始对她大张旗鼓的进行追忆和缅怀，刷爆了朋友圈，也让蜡烛点亮了清华的夜晚。截至5月28日上午十点，腾讯新闻网发起的缅怀杨绛活动，已有58099人加入，不过，所幸这场离别还没有变成闹剧，但是似乎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老人的离开，漫天的悼念正是对她的招魂。
回顾杨绛先生的一生，从1911年到2016年，百年浮沉，沧海桑田。我们怀念她的大师风度，文人风骨，淡泊名利，与世无争，高呼着“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也有人向往着杨绛与钱钟书二人良人佳缘的爱情，毕竟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不论是书斋成一统的治学生活，还是携手白头不问俗事的美满人生，对于现在的社会大多数人而言，都是空中楼阁，遥不可及。白领小资过着苦逼日子，加班加点;广大的农民工人艰苦求生，四处漂泊;资本家和大政客身不由己，斗角勾心。这样的现实困境时刻摆在眼前，风花雪月和采菊东篱仅仅是短暂的心理上的逃避。失业，饥寒，疾病，欠薪，过劳，应酬，贷款，诡计，在存在着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时代中，想要逃离所有的现实苦厄，寻求理想中的生活，需要问一句，凭什么?
凭什么呢?杨绛先生崇尚的远古先辈——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凭什么能够潜心理论探索呢?因为在一个奴隶制社会中，他本人是奴隶主阶级中的一员，可以无偿的占有奴隶的血汗劳动，所以可以衣食无忧的从事“伟大”的研究活动。在封建时代，大师巨匠又凭什么能够家藏万卷，学富五车呢?因为在一个封建社会中，他本人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封建时代的农民想要获得知识，成为文人士子难如登天，所以地主阶级会披着读书人的外衣出现。)，可以无偿占有雇农的劳动成果(租子)，所以能够积累知识，家学流传，成为人中龙凤，国家栋梁。
历史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在杨绛先生的青年时代，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的乱世中饱受风吹雨打，出身于精英家庭的杨绛自然顺理成章的获得了社会资源，即所谓“上天垂青”，1932年从苏州东吴大学迈出，一扭头就进了清华园，找到了同为才子的钱钟书。二人携手赴英法游学，38年回国即作教授。1949年以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风雨如晦的战乱年代，国家危亡命悬一线，千万同胞水深火热。有无数与杨绛先生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投身救亡运动，这些名字我们耳熟能详，如雷贯耳。康梁二公，胡适孙文，陈独秀，李大钊，郭沫若，毛泽东，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千万人的命运相连，还有更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仁人志士为了这项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从林觉民，黄觉，到瞿秋白，叶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的汉白玉是用他们的骨灰铸成，他们的热血浇在这片乱世废土上，才开出了1949年炮声震天的礼花。
作为知识分子，杨绛先生选择了陶渊明式的生活，安心静守着自己的小天地，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也注定跳不出知识分子的狭小境界。我们不苛责作为个人选择的归隐，但是在那样的年代，每个人的任何选择都是历史参与的一部分，选择不参与也是一种消极的参与，也会带来相应的后果。中国历史在千年未有大变局的时代，从辛亥到五四，从北伐到抗战，从建国以来的火热社会主义建设，到轰轰烈烈风云激荡的文化大革命，处在历史中的当事人，根本无法做到独善其身。
当一个知识分子把向外眺望的目光收回，那颗关注社会人民的火热赤诚之心，温度就会慢慢消退，从一腔热血，到温情脉脉，再到冰冷消极，太上忘情。杨绛先生暖心之作《老王》中，写出了自己一个幸运的人对于不幸人的愧怍。作为新中国少数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都享有一定的特殊照顾，但是这些待遇和高薪的来源不是“幸运”，更不是“上天的垂青”，而是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国家一穷二白，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特殊的偏袒和照顾是为了争取这些知识分子，为建设新的国家做出他们的贡献。所以这种愧怍不能用“幸运”来解释，真正的愧怍在于食民之俸，而不为民服务。
那么“静静做学问”的消极历史选择会导致什么样的历史结果呢?很简单，结果就不仅难以实现安静做学问的追求，而且因为这种选择，往往在社会运动中起到消极甚至是反面的作用。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洗澡》，《我们仨》等等书写历史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拒绝改变，拒绝放弃旧时代的那一套，拒绝在新时代走上新道路，为苍生百姓说话，为更好的社会发声。而这样的立场也在改革开放的后文革时代受到吹捧，成了抵制政治运动，坚守自身操守的楷模，拥有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贵灵魂。钱杨夫妇的历史叙述中，所有风起云涌针锋相对的社会运动，都变得风淡云轻，茶余饭后，虽然有对迫害和疾苦的叹息，但历史的逻辑被抽掉了，只剩下了一幅暧昧抽象的泼墨图景。对自我人性的审视和情趣，在今日成了解构历史，去政治化的经典，这种让人惋惜的结局，其实背后存在着无法逃脱的必然性。
那么，今日的时代为何会对那个离去的老人招魂?魂兮归来，归来的又是怎样的精神?又有谁能够追寻杨绛先生的脚步，在这个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时代中独善其身?田园牧歌的主角不是深处压迫的生灵，他们只有血和泪，他们只要刀和枪，他们要招的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魂，而是水泊梁山的魂，是齐天大圣的魂，是唱着国际歌的马克思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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