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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性”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地缘战略结构方面
在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习近平说，“结构性”3个字十分重要，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结构性”3个字。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第三部分专门讲了“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说：“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 2016年1月4日《人民日报》第2版发表了《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访谈)——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权威人士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而是为了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第1版发表了《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的文章，该文章中的权威人士认为：“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怎么理解“结构性”呢?一般来说“结构性”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地缘战略结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创办内陆先进制造业特区和沿边经济特区，这样可以使我国经济增长率增加2个百分点左右，使我国经济运行实现V型反转，避免《人民日报》权威人士主张的L型走势。
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战略理论体系是由产业发展论、区域发展论和地缘战略理论构成的，因此，“结构性”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地缘战略结构三种结构方面。可以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如下图1所示。
图1 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地缘战略结构示意图
二、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需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创办内陆先进制造业特区
根据新华社发当地时间2015年7月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部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经济体量大，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装备水平处于全球产业链中端，性价比高。而发达国家处于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拥有高端技术装备。中方愿将自身的装备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发达国家的优势结合起来，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后进国家工业化战略最基本的是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适应本国的情况。1841年，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虽然德国在1834年就成立了统一关税同盟，确立了共同税界，实现了国内贸易的自由，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还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当时，英国已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法国的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竭力提倡在国际市场上开展自由竞争，以大量廉价的商品冲击德国的市场，使德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受到损害。针对这种情况，李斯特提出了生产力理论。
李斯特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要重要许多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生产力的增长比眼前物质财富的获得要重要得多。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但是，当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或一群国家处于强有力地位，在国内外市场能够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于其他后进国家来说，如果采取自由贸易政策，那么，这个后进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就没有可能，工业化战略也很难达成。因为从国外进口便宜商品的结果，是损害本国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本国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发达国家的地位。
根据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在未开发阶段即工业化前阶段(李斯特划分中的未开发状态、畜牧状态和农业状态)，应该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发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进入发展阶段即工业化阶段的前期(李斯特划分中的农工业状态)，要使工业真正大规模发展，就必须依靠国家力量的干预(中国有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反对政府干预的观点是错误的)。对国内贸易实行自由政策，对国际贸易要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这样，开始会使工业品的价格提高，但经过相当时期，国家建成了自己充分发展的工业以后，这些商品由于在国内生产成本较低，价格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品价格以下。保护关税虽然损失了暂时的价值，但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使国家的工业生产力得到壮大。在发达阶段即工业化阶段的后期(李斯特划分中的农工商业状态，由于李斯特时代并没有预测到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因此把他的农工商业状态归结为工业化阶段的后期)，当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最大程度以后，就可以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使人们在精神上不松懈，继续努力，以保持现行的优势地位。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李嘉图提出了比较利益理论，他主张在两种商品的生产均占绝对有利的国家，可专业于其有利的相对程度较大商品的生产;而在两种商品的生产都处于绝对不利的国家，可专业于其不利的相对程度较小商品的生产，然后两国进行贸易，则仍可获得贸易的利益。这就是比较利益理论。
二战后的日本，如果按照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汽车和钢铁因为国际比价高，都不宜生产，应该放弃，而纺织和杂货应该成为出口产业。这完全是从短期成本、价格结构来考虑的，静态地看是正确的结论。但是，现实经济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在某一个时点，即使国际比价比例高，考虑到10年后、15年后，把劣势产业当作出口产业来扶植，不一定行不通。因此，在某个特定的时点，即使不能满足出口产业的条件，但在某个有限的期间里通过政府保护和扶植，这个劣势产业如果可以发展成为出口产业的话，就必须对这个产业实行保护贸易。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思想明确地被产业政策当局所采用。
从日本当时的国情来看，汽车、钢铁的国际化价高，重化工业(指重、化学工业中产品在国内市场上有较高的收入弹性，并且技术进步从而生产率上升率较高的工业部门，用于中国时应排除符合这一条件的轻工业部门)不可能拥有比较利益。但从长期来看，重化工业发展以后成本会充分下降，10年后、20年后，重化工业就会显露出比较利益。不仅如此，一般纺织品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是逐渐下降的，而机械类产品出口比例是逐渐提高的。因此，日本在1945年以后，把重化工业作为重点，而不以轻工业为重点，实现了经济迅速起飞。有趣的是，日本在1955年就加入了国际关税同盟(GATT)，但是，日本对其支柱产业——汽车产业的保护关税直到1972年，当日本汽车在世界上拥有最强竞争力以后，才全部取消。
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仍然需要强力推进工业化。现在，由于产能过剩，有人提出了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所谓僵尸企业是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僵尸企业不同于因问题资产陷入困境的问题企业，能很快起死回生，僵尸企业的特点是“吸血”的长期性、依赖性，而放弃对僵尸企业的救助，社会局面可能更糟，因此具有绑架勒索性的特征。僵尸企业是经济学家彼得·科伊提出的一个经济学概念，就是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僵尸企业保有大量的工作机会，能稳定市场，在经济衰退之时，如果没有了僵尸企业，其他企业就不能做出利他主义安排，市场型的企业出于自利本能，会把包袱抛出来，成为压垮社会的主因。从这个角度上看，僵尸企业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僵尸企业吞噬了经济活力，因为它们消耗了原本可以投入新兴企业和部门的税款、资本和劳动力。僵尸企业大幅削减价格以增加销量，可能会拖垮状态较好的竞争对手。保护僵尸企业。就会阻碍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从而影响到长期增长。创造性破坏是指资源从衰落的企业和部门再分配到增长的企业和部门。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也是必要的。在美国的制造业和零售业，生产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再分配。破产法是对付僵尸企业的有力武器。破产法庭清算最弱的企业，同时让具有潜在生存能力的企业清偿一部分债务，以便重新开始赢利。经济学教授爱德华·希尔表示，只要接受破产重组，像通用汽车公司这种濒临破产的企业也有可能成为一家“重新焕发活力的新企业”。中国有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把国有企业诬蔑为“僵尸企业”，并竭力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引导到私有化方向上去，这是非常错误的，一定要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警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其实，“中国制造”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强大，西方工业，也没有衰退到依赖中国。我们的制造业还没有升级，制造业者已开始撤离。在向服务业转型的口号声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按捺不住，出来说了真话。11月8日，苗圩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全面解读时指出，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要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要再努力30年。苗圩说，全球制造业已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包括中国;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国，包括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拉美等国。苗圩说：“毫无疑问，世界各国都在争相介入新一轮国际分工争夺战中，随着比较优势逐步转化，全球制造业版图将被重塑。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美国在制造业基础及最前沿科技创新方面仍将处于领先地位。第二梯队中，德国、日本等国家地位将进一步巩固，一些后发国家有望通过技术、资本和人才积累，通过产业升级进入这一梯队。第三梯队中，大量的新兴经济体通过要素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也将逐步纳入到全球制造业体系。”苗圩表示，中国现在处于第三梯队，目前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面对技术和产业变革及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的重大调整，我国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重大挑战，当然机遇大于挑战，经过若干阶段的努力，提升位次完全有可能，希望到新中国成立100年(2049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苗圩表示，我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以装备制造业为例，主要的不足表现在：一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大多数装备研发设计水平较低，试验检测手段不足，关键共性技术缺失。企业技术创新仍处于跟随模仿阶段，底层技术的“黑匣子”尚未突破，一些关键产品也很难通过逆向工程实现自主设计、研发和创新。二是基础配套能力不足。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先进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基础能力依然薄弱，严重制约了整机和系统的集成能力。如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虽然大部分设备实现了国产化，但是15%的关键零部件还依靠进口。三是部分领域产品质量可靠性有待提升。基础能力跟不上，制约了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突出体现在产品质量安全性、质量稳定性和质量一致性等方面。部分产品和技术标准不完善、实用性差，跟不上新产品研发速度。另外，品牌建设滞后，缺少一批能与国外知名品牌相抗衡、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据不完全统计，世界装备制造业中90%的知名商标所有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四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产业同质化竞争问题仍很突出。而真正体现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精尖产品和重大技术装备生产不足，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靠服务业，托不起大国经济。何况我们的服务业更多是在进行炒买炒卖。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今天，许多人为服务业超越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二大产业而欢呼，甚至认为中国可以逾越工业化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对此，苗圩认为，不管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情况来看，这都是脱离实际的一种观点。苗圩说，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发生”，这就是工业生产的第四个阶段，即智能制造时代，或工业4.0。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线。应对新一轮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国务院今年发布《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建设制造强国目标，其中尤其提出了创新推动战略，提出到2020年将建立15个左右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弥合在科技成果与产业化发展之间的断层。苗圩表示，“实现制造强国目标不会一蹴而就，至少要30年不懈努力”。面对中国制造存在的“短板”，《中国制造2025》给出了解决方案，即进一步巩固现有的发展优势，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在关键产业取得突破，通过做优做强中国装备，不断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今年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逐季下降，体现制造业景气指数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至10月已有三个月连续低于荣枯线。对于制造业的困境，苗圩坦承，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与新兴市场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转移，对中国形成“双向挤压”。
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新一轮产业革命使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加快。德国政府提出了“工业4.0”战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大城市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都市型先进制造业发展迅猛。我国工业虽然存在产能过剩状况，但很多行业的高端环节大量依赖进口。2015年5月18日，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这是中国版“工业4.0计划”。2015年6月24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为了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应对“工业4.0”，我国应象当年搞“三线建设”那样，在西部新批复的重庆两江新区、甘肃兰州新区、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四川天府新区等新区内，设立内陆先进制造业特区，采取优惠税收政策扶持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在中部和东北地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也可以考虑设立内陆先进制造业特区。
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鉴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安全形势，面对美国全方位围堵中国的客观现实，我国必须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将军备发展提高到与经济建设并举的高度。国家可以选择一些优秀的东部发达地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及民营企业进入军工企业，把它们的管理技术和资金与军工企业结合起来，打造中国的“波音”和“洛克菲德”，寓军于民。在西部选择陕西关中地区、四川成都—绵阳地区、重庆、贵阳等地设立“高科技—国防科技工业园区”。加大军事装备和高科技先进武器的研发力度。未来2016年至2025年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也是美日以战争威胁我国的最后机会区间。以备战止战、以战止战!我们必须让军队更加现代化，具有更加强大武器装备，大力开发新科技新技术，只有军队强大了才能更好的捍卫祖国的安全，保护祖国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他国的侵略。强军备战，增加国民国防意识，警惕战争。提高军人的地位。
三、从地缘战略结构和区域结构来看我国需要创办沿边经济特区
我国沿边地区大多处于世界岛的中心，创办沿边经济特区的时机成熟。从16世纪初到21世纪初五百年来，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马汉的海权论提出后，四大内陆文明衰落，西方列强兴起，无不依赖控制海洋权利的强大。从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相继而来的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俄国，都是通过海洋成为强大的国家。英国近代地缘战略理论家麦金德把世界地缘政治上“陆心说”归纳为三句名言：“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世界岛是欧、亚、非三大陆，由于其相连成一体，故称为世界岛。不在世界岛上的国家通过大规模工业化和科技发明可以实现富国强兵梦想，一定程度上弥补地理空间上的不足。负责制定外交政策的政治家要了解地缘战略的理论，要从全球的地理的角度考虑国家的安全问题。麦金德的理论具有惊人的预见性。只有深刻理解麦金德、斯皮克曼、布热津斯基等西方现代战略家的地缘战略观点，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美国、日本、欧洲、前苏联等世界性强国的战略与政策。在美国征服世界的战略棋盘上，欧亚大陆是主战场，目前正在进行分割包围，而综合实力强大的中俄是其最后的战略目标。由于美国不在世界岛上，美国又想称霸并统一世界，因此必然对欧亚大陆进行围堵。现在正在对中俄中东三线突进围堵分化。
美国沿三条中心战略战线推进控制欧亚大陆，一条是欧洲通过乌克兰政变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空间离间俄罗斯与欧盟关系;一条是在远东挑起中日钓鱼岛争端准备在韩国布署萨徳反导系统对中国采取C型包围，并通过在中国的内奸极右卖国贼大力推进私有化企图使中国改旗易帜;一条是在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中东，通过菲律宾、越南，拉拢缅甸、印度，进一步围堵中国。在中国通过收买相关部门高官制定政策：大力进口转基因大豆、企图灭中华民族种族(俄罗斯专家试验三代绝种)，美国学者恩道尔对中国的警告说，再过20年，中国如果种植转基因主粮，结果必将是全民患癌。撤铁道部有利于将来外资控制中国顶级战略产业高铁，设计股指期货指标去年造成中国最大股灾，外资已经控制中国几十个战略产业。适用了2千多年的盐业专营，食盐价格放开，外资将进入，预计将出现大量假盐!中国公有制经济比重已经低于30%，明显违反《党章》和《宪法》有关规定。
凯恩思强调政府干预，哈耶克强调市场万能。其实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是最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低迷时，要向凯恩思经济学倾斜;在经济高涨时可适当往哈耶克经济学偏重?!但现在中国是经济低迷，如果还坚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导政策制定，方向上就错了!上世纪撤切尔夫人和里根就曾推行过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失败告终?2012年世界银行佐利克在中国发表了与国务院某高端智库合作研究的对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此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沿着这个设计在推进?!犹如西方国家为前苏联设计500天市场化改革使苏联解体一样，佐利克的报告是6000天使中国公有制经济由28%左右降至10%!继续推进私有化改革，将进一步削弱公有制经济，动摇社会主义基础，进而导致中国象前苏联一样亡党裂国、改旗易帜!从而，犹美资本集团统治全世界!
以美英为核心的西方海权势力以“外新月型地带”和“内新月型地带”为前进基地，迅速从东、南、西三个方向突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在欧洲方向上，通过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等契机，从西面渗入“心脏地带”。在亚洲方面，以“9•11”恐怖袭击为契机，美英在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和地中海地区集结兵力，先对阿富汗塔利班开战，随后发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第二次海湾战争，由西南和南面进入“心脏地带”，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趁势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建立军事基地，对蒙古国实施军事援助，从东面楔入“心脏地带”。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后协助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法英牵头搞掉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后，美英等西方国家又把矛头对准叙利亚和伊朗。这种战略格局表明，以美英为代表的海权势力已经开始对陆权势力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发起冲击和分割包围。但随着现代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发展联网，欧亚大陆尤其是心脏地带的战略地位将进一步提高。五百年来海权第一次受到陆权崛起的挑战。
我国沿边地区大多是世界岛的中心区域，创办沿边经济特区条件已经成熟。我国陆地边境线长2.28万公里，沿陆地边境分布着9个省(区)的138个边境县(旗、市、市辖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主要分布有45个少数民族。陆上与14个国家为邻。总体看，沿边地区的国土面积大(197万平方公里)，边境线长，人口较少(总人口2650万人)，少数民族分布集中，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地处偏远，人均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贫困问题突出。按照麦金德的划分，我国实际上处于世界岛和边缘地区(内新月形地区)，而沿边地区大多是世界岛的中心区域，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当年邓小平对深圳特区的建设曾说过“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在沿海地区设立4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及后来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时，就把经济特区作为积极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拓展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改革的试验场。38年来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根据沿边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适当调整行政区划，提升行政级别，设立副省级的沿边经济特区，实行计划单列。
创办沿边经济特区是思想新解放和改革新突破的具体实践，是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新举措。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战略的新举措;是保障我国未来能源矿产资源安全新举措。创办沿边经济特区，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推动我国参与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面向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东北亚四个战略方向，选择创办若干个沿边经济特区，沿我国陆地边境地区开创沿边环带开发开放新格局，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内战略基础和具体抓手。
201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765万，就业形势严峻。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同各国的交流合作。如果创办沿边经济特区，大学毕业生就会象当年南下深圳、海南那样去沿边经济特区开拓创业，有利于我国人口在国土上均匀分布，减少对北上广等超大城市压力。在全球经济延续低速增长、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不稳且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的情况下，创办沿边经济特区有可能使我国经济增长率(GDP)增加2个百分点左右，经济运行将出现V型反转。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致每十年左右推出一项大的区域战略改革举措。上世纪80年代是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以创办沿海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为代表的沿海开发开放战略，90年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新一轮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入21世纪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推出了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发展，提出并全面实施了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为核心内容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从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四大板块来看，都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实施了，唯有沿边开发开放，既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延伸，又是振兴东北战略的延伸，而且可以“独立成篇”，可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区域战略方面最佳的政策选择。创办沿边经济特区，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从长远来看，这就是大的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路与政策。
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境外的事是我国不能完全控制的。现在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我国国家战略，我国陆地沿边地区大部分地段就像一张弓，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就像一支箭，创办沿边经济特区是先把弓做强做大，箭就自然而然射得远。所谓弓强箭远!我国创办沿边经济特区可以与俄罗斯的远东开发相得益彰，我国创办沿边经济特区是在我国国土以内，是我们能够做主的。把国内基础打好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就能够顺利进行了，从而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构想落到实处!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遵守《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简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2年11月1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总纲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标志。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分工的基本力量。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保证。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才能进一步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优越性。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是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搞好国有企业就是要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就是要不断巩固、加强我们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近代史血与铁的结论：只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才能复兴中华民族。某些人认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完全不需要国企，依靠私企照样可以。这种观点其实彻底违背了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近200年的残酷历史所得出的血与铁一般的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之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标志。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现在，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大事攻击国有企业垄断，其实日本的反垄断法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垄断的，因为日本的企业通过垄断经营扩大规模，可以在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企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2012年3月，日本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宣布正式合并，组建新公司新日铁住金，合并后的新公司的钢铁产量为4537万吨，预计总销售额达5.5122万亿日元。合并成功后，新公司粗钢生产规模仅次于全球产量第一的、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安赛乐米塔尔，届时有望成为粗钢生产能力世界第二的钢铁集团。2013年2月，美国航空和全美航空将合并成世界最大航空公司。洛克菲勒家族控制了美国大约25%的经济，它在内部实行计划，让政府不干预市场，是为了方便自己吃掉那些中小对手，形成自己私人的垄断和计划。
我国的高铁是近20年来最成功的进口替代战略产业，可以带动我国发展几十年。但是，由于受“7•23“动车组事件影响，铁道部拆解了。铁道专家王梦恕评铁道部改制：总体上比较失望。王梦恕认为，改制之后，变身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市场化的体系和需求下，首先考虑的是营运效益以及自身所担负的债务问题，而不再是肩负铁路建设的社会责任。作为中国最了解铁路的人之一，王梦恕一直公开反对铁路政企分开，他认为市场化会令中国铁路总公司先考虑营运效益以及自身债务，不再肩负铁路建设的社会责任，“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大动脉，不能完全市场化!”我们是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铁路现在还不到10万公里。美国虽然只有3亿人口，但他们的铁路已经达到27万公里。2013年我国整体铁路建设进入低潮时期。铁路建设的低潮也会影响钢铁行业、机械加工行业以及煤炭行业、水泥行业，等等，一些大型企业在过去的一年中感觉很难受。铁路本来就是国家的经济动脉，关系国家安全，一旦铁路的构架发生变动，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不集中，一旦遇到特殊情况，比如遇到灾难，国家就很难调动铁路的力量。现在正处于混合时期，未来的发展方向还值得仔细研究。现在有的人在大力鼓吹混合经济，我们一定要警惕，混合经济应是国有、集体资本为主体，不能混到最后把国有资本都混没有了。国有企业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强基础。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坚强主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当前的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跨国公司之间的角逐。我国国有企业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实现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结构调整，大型国有企业已成长为有实力的市场主体和国家经济支柱，是国家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的经济基础，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坚强支柱。
2007年，美国财长鲍尔森就曾经威胁中国政府说：“今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什么进展，如果中国停滞改革开放的步伐，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伤害”，“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绝不会置之不理”。2012年2月27日世行发布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史称“佐利克报告”。该报告是由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著。世行称，该报告审视了中国到2030年之前的战略抉择，“旨在帮助中国实现向高收入社会的过渡”。世行报告中，针对中国增长模式的未来结构提出的四点建议，即国企更加商业化、银行利率自由化、降低私营企业准入壁垒、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等四项改革举措。2013年1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383方案》，被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是对“佐利克报告”的翻版细化。最终三中全会没有完全采纳该方案。2014年2月份，美国财长在出席国际金融研究所的会议上表示，“即便有带来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风险，中国也应该加快实施经济改革计划。”他强调的重点是中国市场开放及金融改革。2014年7月1日，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要求加快落实三中全会决定，他说：美方的期盼跟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完全吻合。我看到三中全会文件提到了我们所有的担忧，双方也都认可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是取得了进展。但是我不满的地方是落实这些目标的速度太慢了。毛主席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现在国人连这个道理都忘记了。
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全球化名义极力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及苏联和东欧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使自身陷入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难以自拔。其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鼓吹“市场万能论”，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这些论调，实质是要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刘国光说，不端正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早晚有灭顶之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但关系执政兴国的能力大小，而且关系党自身的生死存亡。对内要警惕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某些高层官员和一些学者，他们是主动与美国勾结和配合试图肢解中国的内奸和内鬼(如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和张育军落马，设计股指期货等便于空头恶意做空中国股市获取暴利与国际炒家勾结，证明了金融“股奸”和“内鬼”的存在，导致史无前例的股灾)。要警惕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7月18日视察吉林时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创新是企业的动力之源，管理是企业的生存之基，必须抓好创新、质量、管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积极构造和谐劳动关系。”(《人民日报》2015年7月19日)
这一重要讲话，澄清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出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也可以说是对自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公布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以来，国内有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6000天将中国国有企业规模缩减到10%(世行报告明确提出国企份额应从当前27%缩小到10%)这一要害内容的正面答复!佐利克的世行报告报告第三章《通过结构性改革强固市场经济基础》里面，基本否定了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重大决策。与此同时，该报告也体现了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政府消除作为美国“最大威胁”的中国国企的战略意图。这次2012年的世行报告，跟当年美国中情局建议苏联搞的“500天计划”(以及拉美各国搞的休克疗法)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中国和苏联以最快的速度搞完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2016年3月4日，在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上，习近平说，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习近平号召广大非公有制企业要准确把握大势，提振信心。习近平提到“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他强调，这些方面都可以做大文章，在新常态下当有新作为新发展。我们认为非公有制企业还有义务帮助公有制经济做强做大!因为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春天!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但关系执政兴国的能力大小，而且关系党自身的生死存亡。对内要警惕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某些高层官员和一些学者，他们是主动与美国勾结和配合试图肢解中国的内奸和内鬼。要警惕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比如，有的人从社会制度分析，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从经济制度分析，继续推销新自由主义市场观点;从政治层面来看，只字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透过字里行间，还是要搞修正主义;从法律层面来讲，借“以法治国”之名，行“三权鼎立”之实。绕来绕去，拐弯抹角，归根结底，就是最终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要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者手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掌握了国家权力，才能带领人民群众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1895年5月，马克斯•韦伯在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说：“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及妻儿的利益，会与本民族的敌人结成盟友，联手反对本民族的未来。”经济政策最终必须为民族权力的利益服务。
在世界发展的某一个时点，有一批先进国家处于发达阶段，这些先进国家发展的历史，为其他后进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如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及至组织制度的变革等。后进国家以先进国家为榜样，通过学习和模仿先进国家，在技术引进和创新、规划未来的产业结构以及设立相应的组织体系等方面，就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从而实现赶超。这种现象被称为“后发优势”。
但是，这种“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要使这种潜在的可能变成现实，后进国家由于没有强大的财力，缺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就不能象先进国家那样自然地发展，而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也就是说，“后发优势”一定要在政府干预下才能发挥出来。
在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派中也有诸如赤字财政或类似凯恩斯学派补救失业政策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凯恩思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力量来提高消费倾向和引诱投资。凯恩思政策主张的最本质的地方就是国家干预，其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凯恩思的国家干预经济主张，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两者共同配合，共同稳定经济体系。另外，凯恩思还主张政府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凯恩思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对世界各国政府与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经济主张在他身前身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受到很多西方国家政府的青睐，为解决当时实际经济生活中的难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和西方国家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强调再工业化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表现。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进行工业化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作用的加强和集中。后进国家政府集中现有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入战略产业，是实现“后发优势”的基本方法。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遵守《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凡是改错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尽快制定战略产业保护法
（一）首先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加强对战略产业的保护
近年来，中国人感到最自豪的就是中国高铁技术的异军突起和突飞猛进!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引领着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是国家的顶级战略产业!全体国民应该象爱护婴儿一样呵护中国的高铁。建议进一步做大做强高铁。我们可以学习美国对其国内战略产业保护的办法，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管理外国投资的专管部门，审查外国在美国投资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该委员会主席为财政部长，委员会成员包括美国16个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代表，包括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及国土安全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以下情况下会对并购项目进行调查：(1)委员会或委员会中一个成员认为并购项目威胁或削弱国家安全;(2)财政部指定的部门建议而且委员会同意应该调查;(3)是外国政府控制的收购项目;(4)收购项目的结果使外国政府控制美国或美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委员会认为这个收购项目会削弱美国国家安全而且没有缓解办法。如2011年1月28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正式审查有关华为的一个小规模收购案。2015年7月26日，紫光集团收购美光科技的交易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后者有权阻止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并购交易。
（二）针对稀土、城市水务、盐业等战略资源和产业，建议成立国家垄断经营的产业集团独家经营
2015年1月8日，商务部宣布，正式取消稀土出口配额制度，企业只需凭出口合同即可申领出口许可证。这是自2010年中国稀有金属出口政策调整以来首次出现的重大变化。稀土，是战略资源，各种高端装备、武器，高端科技产品，高端材料都离不开稀土。我国的稀土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23%。然而，我国却承担了世界市场上超过90%的稀土供应，甚至一度超过97%)。邓小平在南巡时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就是说明中国稀土是中国可以凭借的战略资源，也可以由此提升中国的战略地位。受中国取消稀土出口配额管理、美国经济复苏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的稀土出口量增长较快。呼和浩特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共出口稀土2663.8吨，同比增长36.5%。其中，6月份出口稀土456.4吨，同比增长120%。今年上半年,美国和日本是内蒙古出口稀土的主要市场。其中，向美国出口稀土1365吨，同比增长40%;向日本出口稀土770.4吨，同比增长约130%;向越南出口稀土223.3吨，同比增长45.3%。在出口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上半年内蒙古稀土出口的均价同比却大幅下跌。上半年内蒙古稀土产品的出口均价为每吨3.2万元，同比下跌34.7%。其中，6月份的出口均价为每吨2.9万元，同比和环比分别下跌34.1%和4%，折射出近期国际市场的稀土行情依然低迷。稀土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核工业、冶金、化工、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被誉为“新材料之母”。内蒙古拥有全球最大的稀土矿山，目前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和冶炼加工基地。针对稀土这一战略资源，建议成立1个国家垄断经营的中国稀土产业集团，独家经营。鉴于假盐已经开始出现，建议保持盐业专卖制度。将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自来水收归国有，成立国家垄断的中国城市自来水集团，由国防部统一经营管理，安置复转军人。
（三）针对在我国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产业，做大了的各互联网企业必须让渡一定的股权给国家
据有关资料表明，中国主要网站几乎全部被外资控制。国际垄断资本为绕开中国法律控制中国网络公司专门发明了一种公司组织方式，就是VIE结构。即采用非控股方式也就是协议控制方式，避开中国法律和产业政策限制，控制中国互联网企业以及其他关键产业(既所谓VIE模式)，是国际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的一大发明。最初只是为了控制中国五大门户网站(新浪是第一家)，现在已经完全普及开来，几乎控制了中国互联网所有企业，包括婚恋网站和购物网站，也都逐渐被外资协议控制。由于这种企业的实体资本在海外，一旦收归国有，除了一个公章和域名之外，中国将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其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中国网络公司以及越来越多的新型产业公司，如同外汇储备造成人民币无论升值贬值都倒霉一样，同样使中国越来越处于两难境地：把这些公司收归国有，由于这些公司的资产在海外，中国一分钱都得不到;如果不收归国有，不仅财富继续外流，中国人民等于白干，并且越来越威胁到国家安全。这就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公司VIE结构的灾难性后果。这种企业创新模式如同金融衍生品一样，本身就是为躲避国家法律而产生的，单靠法律的完善难以解决(虽然需要法律完善)，必须采用群众监督和官员担责的方式，才能有效应对。另外，互联网企业将完全掌控我们社会最广大的市场人群和企业的经济基础数据信息，我国经济、文化和政治对互联网企业再也毫无秘密可言。长此以往，结果不仅是中国国有银行业和企业被它们边缘化，而且因为它们控制了最终消费市场和金融，我国人民的社会生存与经济也就任它们搅风搅雨和予取予求。将危及国家安全。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也将危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因此，对于在我国经营的互联网公司，应该让渡10%到20%的股份给中国政府国有企业，成立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合作企业。
（四）要解决三农问题，根本是走农村集体化道路、普遍建立村级综合性经济合作组织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说，我们不能走封闭保守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16年5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在黑龙江省考察调研。习近平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带动农户增加收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要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把合作社进一步办好。目前，我国工业领域公有制经济比重已经低于30%，只有20%多。为了保持公有制经济一定的比重，农业必须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客观地比较一下小岗村和华西村、南街村的模式。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那个好，就应采纳那个模式。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和传统出发，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前“单位制”和农村“集体制”的经验以及在政府引导下的“自组织”实验进行归纳并形成可以推广的经验。按照人头量化的股份合作制经济，这使得村集体经济在社区内发挥着分红、保障、福利等功能。抓好农民合作组织建设，为城乡融合的农业三产化的现代化发展创造条件。如何保障近7亿农村留守人口的就业和增收、农村社会的良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在生态文明战略指导下，突破小农困境达成新型农民合作的一个基本命题。从村庄层面探索农民综合合作，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显然，中国改革开放之始的“分”——家庭承包制，对当时的设计者而言，其实只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本应是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进行“统”的制度创新，然而这方面的改革显然是忽略或滞后了。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已出现逐渐“空洞化”的现象，即人员以“389961部队(妇女、老人、儿童)”为主;每台农机具耕作面积至多10余亩，大都处于过剩状态;村民的收入和经济状况也比较分化，大农、中农、小农等不同阶层分布其间。在信用社、供销社系统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各自为营的大环境下，对于大多数普通村庄的发展前途而言，已经到了夯实村级层面农村基本制度“统合”功能的时候了，即亟需探索“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现实中得以完善和稳定的好办法。以村庄为单元通过群众路线把村民组织起来，建设“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社将会是一个好方向。关于村级综合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村庄是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社区单元。村两委是集“体制优势和自治优势”于一体的、具有完备制度设计和组织农民优势的社区正规组织。在村两委的体制性和自治性支持下，以生态农副业多样化经营为基础、以联合购销为流通手段、以资金互助为核心的村级综合性生态农产品合作社，是新时期完善家庭承包制与集体所有制“统分结合”的有益探索。作为农村经济基础的一个组织载体，它具有以组织重构方式解决传统农区村民就业增收和村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大价值。农民综合合作动员机制总结为“党政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党政主导的四大作用：一是对农民合作骨干分子进行政策法规、合作制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培训;二是政府相关部门对农民合作社的指导和服务;三是相关部门的资金扶持;四是监督管理。农民合作社的本质是民办、民管、民受益，本质是组织起来的弱势群体。新农村建设主体的本质是组织起来的农民，当他们在外力促发下内力渐长渐成之后，将以自我需要和发展为本，根据村庄现实的农业条件和内在发展阶段动力，与外部各种力量和资源，包括购销、信用和政府涉农部门合作，走上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之路，即“内引促外联”。然后是“社会参与”，包括各种涉农企业、市民消费者团体、NGO组织和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多元外力支持和介入。从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到美丽村庄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以“三位一体”的村庄综合合作为组织制度保障;需要党政体制内干部在新时期认真弘扬“焦裕禄精神”，在培育农民综合合作方面认真执行群众路线;并统筹一切“爱故乡”、“怀乡愁”的社会性力量。
（五）中国应暂缓裁军增加70万军队作为解放台湾的预备部队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2015年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讲话中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和平发展。中国永远不会寻求霸权、扩张。国防部在今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裁军的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加快信息化建设，这次改革裁减军队员额将分步实施，2017年底基本完成。
但是，目前国内外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情势危急!中国内外交困!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13年7月底，美太平洋空军司令扬言：美军将像包围苏联一样包围中国。自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政策以来，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先后实施了自己的“再平衡”计划，海军计划将60%的舰艇部署在亚太，并将濒海战斗舰派往新加坡，海军陆战队开始向澳大利亚派遣部队。美国空军将像当年对苏联那样，将精锐部队轮流部署在中国周边，以包围中国。“亚太战略”的核心为与多国结盟。美国副总统乔•拜登称，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就是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结盟。美国最近获菲律宾批准向菲五大基地派驻军队以遏制中国，美国偏袒菲律宾状告中国的南海仲裁庭即将对南海争端做出裁决。2016年5月9日，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在派威廉•劳伦斯号导弹驱逐舰闯入中国12海里领海的同时，宣布美军已“做好今夜与中国开战”的准备。美军舰机长期以来对我国进行大范围、高频度的抵近侦察。2016年5月25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发表演讲说：美将长期与华对抗，就像美苏冷战那样。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政策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在演讲中，卡特将亚太地区称为“世界唯一最重要的地区”，该地区汇聚了世界的大部分人口以及一些最大的经济体。卡特同时称，美国必将面临与中俄“长期竞争”的局面。俄罗斯卫星网称，卡特的话表明，美国将与中俄持续“对抗”。卡特当天还表示，中美在南海的行动与反应，不过是时代大格局中的一部分。他甚至预测说，当中国内部发生变化时一切将会画下句点。卡特还称，面对崛起的中国，美国保持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努力类似于过去50年美国同苏联的冷战对峙，“这将是坚决、温和但强有力的长期对抗，很可能会持续好些年，我们的亚太再平衡不会浅尝辄止，而会长期进行。”卡特表示，“亚太再平衡”远不只是执行自由航行权，而是外交、经济与军事齐头并进，加强在亚太地区活动的整体计划。“这一计划包括将军力调派到该区域，将该区域的军力现代化，进行双边与多边大规模演习，并与亚太地区渴望和美国加强合作的国家进行军事合作。”
当前，台海局势趋于复杂严峻。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在于坚持“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表明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九二共识”经过两岸双方明确授权认可，得到两岸领导人共同确认，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石。台湾当局新领导人蔡英文的5•20演说中，提到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和达成了若干共同认知，表示要依据现行规定和有关条例处理两岸关系事务，在既有政治基础上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但是，在两岸同胞最关切的两岸关系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和认同其核心意涵，没有提出确保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具体办法。这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中国著名战略家何新认为，蔡英文演讲就是推进台独宣言。何新提请国人特别须注意蔡英文5月20日演讲这两段：(1)“这个演说是一个邀请，我要邀请全体国人同胞一起来，扛起这个国家的未来!”;(2)“身为总统，我要向全国人民宣示，未来我和新政府，将领导这个国家的改革，展现决心，绝不退缩。”她丝毫没有和稀泥模棱两可。所以，在她的通篇言说中，一字不提中华民国和中国，她所说的全国，不是中国也不是中华民国，而就是她脚下的台湾——她心目中的台湾国。蔡英文向谁呼吁“请给这个国家一个机会”?一一不是大陆，而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就是美国。而她所说的“改革”运动，就是台湾独立运动。所以在蔡英文任内，可以确定，她永远不会提及一个中国以及关于肯定存在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蔡英文讲话不是出自她个人，而是目前的台湾执政精英团队设计酝酿几个月后精心抛出的，是蔡氏未来施政的总纲和宣言。因此，对今后两岸局势，大陆今后不必再存任何天真的幻想。在国防部26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表示：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决心未变，能力更强，将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和图谋。
针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挤压，2016年4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决定在内务部内卫部队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近卫军，在俄罗斯联邦执行打击恐怖主义等任务。据俄总统网站消息，普京当天在接见内务部长科洛科利采夫、内务部内卫部队司令佐洛托夫等人时说，国家近卫军将从事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斗争，与内务部紧密联系，继续履行机动特种部队、快速反应特种部队等曾经履行的那些职能。俄内务部内卫部队成立于1992年，其任务是维护宪法制度、保卫国内安全和公共安全，捍卫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打击犯罪活动等。近卫军泛指军队中的精锐之师。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1941年-1945年)，苏联为鼓舞士气，曾授予那些战功卓著的部队、舰艇、兵团和军团“近卫”称号。2016年5月4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公布了2017年将在欧洲部署第三支美国陆军战斗旅的计划，俄罗斯随即反击。新华网莫斯科5月4日消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4日说，俄罗斯2016年底前将新建3个师应对北约东扩。绍伊古当天在国防部会议上说，俄国防部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对抗北约“紧挨俄罗斯边界”不断增强的兵力部署。年底前，俄将在西部军区新建两个师，在南部军区新建一个师。目前，新建部队驻地正在进行设备安装。今年1月，绍伊古就曾透露为应对北约东扩将新建3个师，每个新建师的编制约为1万人。2014年初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关系跌至低谷。同年4月，北约决定暂停所有与俄罗斯的实际合作，仅保持部分政治对话和军事接触渠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年初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北约东扩和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是俄与西方关系受损的主要原因。
面对新的国内外情势，中国应暂缓裁军并增加70万军队，其中特别要加强特种兵、空军、海军和火箭军。作为万一出现不得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时的预备部队，以及应对东海、南海危机和西部、东北朝鲜半岛危机的机动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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