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1964年中法建交时，曾让世界震惊。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曾回顾中法建交历程。
1973年9月1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右)在机场迎接来访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左)。
中法建交美苏很不高兴
1964年正值冷战时期，当时的世界是由美苏主导的两极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下，美苏两国对自己的同盟国控制很严。但毛泽东主席与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都非常珍惜本国的主权与独立，不愿意中国与法国再屈服于任何人。1 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第二天，中国《人民日报》和法国《世界报》同时在头版刊登中法两国建交消息。内容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对于中西方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中法建交这件事情，‘两大’都不高兴，在两极世界里，这是犯了大忌”。吴建民表示，中国与法国对两极控制并不买账，顶住了强大的压力，特别是法国总统戴高乐主动提出与中方建交的意愿，中国也立即作出响应，戴高乐委派前总理富尔来华访问，周恩来总理与其总共经过了6次会谈，终于决定中法建立外交关系。
引发了“外交核爆炸”
谈判在北京和上海进行了共六次。法方主谈的是富尔和他当过记者、精明能干的夫人，中方由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亲自主持。自始至终参与了建交谈判的张锡昌回忆说，“法方既想同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又想避开主动宣布与台湾断交。实质上是回避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和反对‘两个中国’问题。 ”一句话，“戴高乐不愿在建交问题上给人以法国有求于中国的印象。 ”
但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绝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原则问题。针对法方提出的无条件承认、有条件承认、延期承认三个建交方案，周总理提出了中方的方案：全建交方式，即法国先同台湾断交，再同我建交;半建交方式，即如英国、荷兰那样，只互派代办;暂缓建交，先设民间贸易代表机构，积极探讨建交可能。中方特别提出，欢迎积极的直接建交方式。
几番折中，富尔体会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绝不会做任何原则上的让步，一向谈笑风生的他变得沉默寡言，与法国烹饪齐名的中国美食也让他失去了胃口，谈判一时陷入僵局。这时，周总理特意安排富尔夫妇去外地游览。返京后，富尔看到中方的新方案，即不要求法国政府公开申明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主动宣布同台湾断交，而以中方照会申明、法国默认的方式代替。
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时间11时，《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商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这也许是中国外交史上措辞最为简洁的建交公报，但却被西方媒体评价为引发了“外交核爆炸”。
戴高乐使美国对中国改观
两国顶着巨大的压力促成了中法建交，关键因素是毛泽东主席与戴高乐将军两位领导人对于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的珍视。
1945年在法国遭到德国侵占之际，戴高乐发表演讲表示，法国抵抗的火焰没有熄灭，也绝不会熄灭，表达出法国抵抗、独立的决心;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是不会屈服于任何人的。正是由于两国领导人所坚持的独立与不屈精神使中国与法国能最终走到一起，造就了世界瞩目的外交奇迹。
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在当时还没有恢复联合国地位，经济力量也很薄弱。在西方大国中，戴高乐是第一个看到中国要崛起的领导人，1964年1月8日，中法建交前，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内阁鼓掌表示支持法中建交，最后戴高乐作出结论，“中国是一个有现实能力，有技术方法的国家，有一天将会成为政治大国、经济大国甚至是军事大国，这是了不起的。 ”
尼克松在《领导者》中回忆记载1969年任美国总统以后，曾与戴高乐有关中国进行的谈话，戴高乐奉劝他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比将来它强大之后再被迫承认要好。 ”回忆录中指出，戴高乐的意见对尼克松1969年考虑打开对华的关系，以及之后对华的政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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