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香港，“退休”是一件奢侈的 事。对多少基层打工仔来说，“退休”只是老板炒鱿鱼的藉口。在严重不足的社会保障之下，“退休”可能意味著要找一份待遇更差的工作。而历史往往只记着大人物的说话，打工子女支撑起社会运作，他们的故事，数十年来的付出与见证，却被压缩成一串串经济数字。惟工新闻将作一系列老年工人的访问，当中大部份工人退而未休，有的热心参与社会运动争取权益，有的走向食物链更低一层继续劳碌。惟工透过口述历史的形式，纪录这些隐没于社会边缘的声音。
她大半辈子都在做没有合同承认的工作，作为妈妈、家务劳动者、超市推广员。阿英(化名)算道：“做了二十多年的超市超市推广员，十五六年的公司员工，退休之后，又做回推广员 ，到现在差不多也又做三年了。”
十多万退休金，就是公司、社会回馈给她青春的所有。
双职妈妈：由理货员做到推广员
加起来比记者年纪还要久的推广员生涯，是这样开始的。
婚后不久，阿英的母亲生病了，需要请工人照顾，于是她开始外出工作赚钱。由于要照顾小孩，与很多做零散工的女性相似，阿英选择了在小孩上学的上午时间，到超市当兼职理货员(编者注：理货员是超市中最基层的工作人员，职责要求是商品上架陈列，了解货号，领货补货，打贴标签，查看保质期等)。经理见她勤劳又负责，便请了她当推广员。
阿英直言厂家非常欣赏自己的表现，她对自己的工作能力相当自豪。“有些会给货品的资料，有些不会给。就算给了，都好普遍，是不够的，要自己找资料来看。”那时互联网远未如现在普及，阿英认为推广员必须熟悉每一样货品的资料，留意报纸之余，阿英也会问熟悉相关知识的人推介书籍，自己买来看。
一直以来阿英都热衷学习。年轻时在工厂打工，下班后读夜校学英文，后来再读设计课程。阿英说话的时候总是昂著头，粉橘色的蝙蝠袖上衣，配上白色的七分裤和平底鞋，不论神情举止还是衣著打扮，六十多岁的她始终散发著一种讲究而谨慎的美。
穿搭的讲究或许就是得益于此，又或许是来自贯彻始终的自强。
投诉反失饭碗 被性骚扰只能自己解决
商家主要聘请女性作推广员，职场性骚扰问题受到关注。香港妇女劳工协会(下称“女工会”)曾访问400多名超市推广员，发现8成工人曾受到顾客或超市职员的性骚扰。“有的客人日日来，喜欢找女性聊天。”做了十多年，阿英见过不少职场性骚扰，也已练就对应的方法，不过，要开启这个话题并不容易，性骚扰原本就涉及複杂的权力因素，底层工人在这话题上更加无语。
推广员虽然在超市工作，却不属超市员工，即使向超市经理投诉，经理只会以“看不到”拒绝协助处理。阿英指，事后经理更会向公司报告事件，要求调换人手。女工会调查结果也显示，只有极少数(少于0.1%)的推广员在遇到职场性骚扰时会向公司求助，而全部受访的推广员的公司，皆没有提供任何指引或制定政策处理性骚扰。
因此，阿英倾向于自己解决问题。“讲黄色的东西，有的人(推广员)接受得到就不反驳，接受不到就默默走开咯。”如果客人难以应付，她会选择“调场或者找第二份工。”性骚扰责任原本就不在被骚扰者身上，但是由于工作的“灵活”性质，与及老板的消极不处理，工人被逼承担所有。
为公司尽心尽力 老板却少付一半工资
十多年过去，零散工越来越成为主流，明明店舖长期有人手需要，老板还是会以时薪计算聘来散工，于是便有了一个符合现实又充满矛盾的称呼──“长散”。“97之前一两年，经济衰退，好多男人没有工作，工地都无活干，要女人出去找事做。”时势需要加上受到公司“赏识”，阿英便开始由“长散”转为长工。
聘请她的公司是代理商，售卖各类货品，阿英的职务是“找些女孩子回来，教她们怎么做推广、展示和介绍”。阿英训练非常严格，“有人不喜欢我，觉得其他人都不用学那么多东西，为什么要她学。后来，那些公司都争着请她，就知道教的东西好用了。”因此，推广员都对阿英敬重有加。
阿英训练出来的推广员不单受欢迎，工资也比她高。不过，令她最不满的是公司十多年来的瞒骗。
“当时我的工资才八千五港币一个月(编者注：香港物价高，在普通茶餐厅吃碗面也约二十几块，2014年香港就业收入的中位数是13,400元港币)，同其他人讲，才知道自己给公司骗了，这个职位的市场薪水起码两万多块。”阿英工作勤奋，在公司每日工作十个钟，无偿加班，甚至做了工作额外的事，比如帮忙收拾货仓。做了十多年，退休离开前两年，才知道工资比市面低了一万多块，走的时候也只收到十七、八万的退休金。
然而所谓退休，不过是把人推到另一个更无保障的市场。
退休金不足维生 再做推广员
休息一年，阔别推广员摊位十多年后，阿英重新上阵。
问到为何现在还要出来工作，阿英隐晦地说道：“数字摆在这啦，只有十几万的退休金……”
因为这样，“退休”的阿英又做了三年的推广员散工。去年搬货时，阿英不幸扭伤了脚，现时行走也有点不便。“现在就先找些不用搬东西的工作，但有些还是要搬的。”
脚患无阻社会参与 加入关社组力争退保
不过，身体的不便并未阻碍她追逐理想，阿英开始参与社区议题、还在公司工作时，阿英就已经加入教会的关社组。关社组于2000年成立，除了将议题引入教会，也在参与游行，争取家庭工资、退休保障。
脚伤以后，家人都希望阿英多留在家休息，但她仍放不下关社组的工作，现时她在关社组内担任召集人。她十分重视团体，认为每个人的力量虽然微小，但聚合起来的支援很重要，“多一只脚好过少一只脚”。这句话由阿英讲出，别有一番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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