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6月29日文章】题：英国脱欧：数字化民主的首次重大事故(作者 杜鲁瓦·贾伊尚卡尔)
代议制民主意外落败
英国举行公投脱离欧盟后，有一个疑问值得提出：英国脱欧对民主有什么影响?英国脱欧可以说是数字化民主凌驾于代议制民主之上造成的首次重大事故。
许多技术乐观派想当然地认为，全球化会导致信息和决策民主化，还会导致世界主义势力增强。公民将更加有见识，更不容易被压制，并能够更加有效地向其领导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与别国人民越是住得近、常来常往、读他们的新闻、相互交流和做生意，就越是能理解和体谅他们。或者说，人们是这样想的。
但是，这种过分乐观心态没什么根据。有证据表明信息量增大、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进步之间有一定关联，在过去20年里，这三者都稳步推进，尽管速度有所不同。但这种相关性很弱。不仅如此，数字化民主——通过大众媒体几乎实时地接受信息并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个人意见的能力——促进了分化、僵局、不满和误解。这对现代民主已根深蒂固的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跟对发展中世界最大最复杂的民主国家印度是同等适用的。
谎言说多了即成真理
世界各地数字化民主的兴起有一些共同特征。特点之一是，与直觉相反，获得更多信息的渠道恰恰促成了“事后”信息环境。英国记者尼克·科恩在谈到英国脱欧派政治家鲍里斯·约翰逊和迈克尔·戈夫时指出，他们信口开河说大话，轻视实际问题，漠视专业知识，违反政治宣传戒律。这些伎俩与唐纳德·特朗普关于奥巴马的出生证明和移民政策的断言、与苏布拉马尼安·斯瓦米影射印度资深议员们的国籍不无相似之处。
但领导人们只会利用“事后”世界的弱点。数字化星球已经奠定了条件。我想起最近的一个例子。印度社交媒体的普遍看法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多少有点反印度、亲巴基斯坦和/或反莫迪，但事实上，希拉里的政敌一直指摘她与印度过于亲密，同时巴基斯坦人认为她对他们的国家吹毛求疵，莫迪总理似乎与她交情深厚。经过一番探究，我终于查明这些情绪的根源不过是区区一篇语焉不详、具有误导性的专栏文章，它一发表便疯传开来。这篇文章的内容让人觉得非常可信，以至于如今在许多印度网民的心中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数字化民主中，谎言或半真半假的话说得多了便成为真理。
数字化民主的另一个后果大概是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所称选择悖论的一种。很可能，政治选择更丰富导致满意度降低，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公民对他们可选择的政治和政策方案表示不满。
关于数字化民主的第三个结果已有较多的论述，那就是政治回音室。社交媒体没有与拥有不同观点和思想的人创建联系，而是往往强化偏见。
最后一点，即时信息增添了政治的戏剧色彩。如今，政府、政党和个体领导人的公开声明与立场会实时向选民播报，作为善政之必要基础的妥协变得更加困难了。
数字化民主的意外后果——误解与不满、分化与僵局——意味着政治家与食人巨怪之分日益模糊。民主政治的论调越来越体现千篇一律的网上言论：粗鲁、野蛮、肤浅。越来越多的成功政治家是那些能够充分利用由此所产生的情绪的人。
在这些情况下，民粹主义者乐于越过主流党派不予认真对待的界限，成为中间派无法把握的势力。
数字化民主需要反思
英国脱欧与其说是反全球化的，不如说是全球化的产物。它也是民主的产物，不是对民主的冒犯。但它是另一类民主，是它的很多意识形态鼻祖早就预见到了的。
这一切不应被理解为怀念早些时候更为简单的世界。那个世界未必更为简单，却更为暴烈和混乱、更有偏见、更不公正，而且贫困落后。数字化民主还是有一些好处的。信息不再掌握在一小撮人手中。揭露不公正现象越来越容易了。同样的过程可以让毫无特权阶层背景的主流领导人出人头地，比如贝拉克·奥巴马、安格拉·默克尔、纳伦德拉·莫迪。其中，奥巴马和莫迪正是借助史无前例的社交媒体运动登上权力宝座的。
但我们所知道的代议制民主受到了威胁，英国脱欧是第一个重大事故。我们不应与潮流抗争，而应当集体反思在数字化时代如何使民主依然富有活力与成效。这殊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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