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〇〇八年全球呈现经济金融政治格局全面深刻调整以来，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是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五日雷曼兄弟破产将美国次按危机恶化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引发二〇〇九年全球性经济衰退和全球贸易全面下降，固然是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但是，它主要表现在西方经济制度(包括金融制度)。嗣后，欧元区一系列成员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中东地区伊斯兰国(ISIS)冒起，世贸组织所主导的“多哈发展回合”谈判名存实亡等，固然也都是折射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全面深刻调整的最严重事件，却都可以多重因素来解释，不能归结为西方传统制度。英国公投脱欧就不一样了，它是西方传统制度陷入危机的标志性事件，在这样的意义上，它对人类近现代历史的影响就不是上述其他一系列事件所能等量齐观。英国公投脱欧结果甫公布，西方主流媒体便称之为“自由世界秩序瓦解”的标志，或者称之为“自由国际秩序崩溃”的徵兆，即使英国《经济学人》评论的用词较为温和，却也称其是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警告”。
脱欧是对普世价值极大挑战
美国正在展开的第五十八届总统竞选，也是西方传统制度呈现危机的标志性事件。今年二月十九日，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发表埃马尔.辛浦森(Emile Simpson)的评论，其标题《自由世界秩序就是这样终结的》(This is How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Ends)，便概括了这一场“反建制”的总统竞选的意义。然而，特朗普毕竟尚未入主白宫。于是，英国公投脱欧成了西方传统制度的第一曲哀歌。如果特朗普登上美国总统宝座，则将进一步令大西洋两岸一系列国家的西式制度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迄至英国公投前夕，香港甚少政治思想评论指出西方传统制度陷入空前危机。反对派和亲反对派的学者、时事评论员或者置若罔闻，或者不以为然，总之是绝无一字一语涉及。
然而，英国公投产生的历史性影响终究太大，何况香港曾受英国逾一个半世纪的管治，今天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以及反对派所追求的“真普选”，无一不打上英国的深刻印记。因此，这一回，不仅建制派、尤其爱国爱港中坚力量的政治思想评论，迅速分析西方传统制度空前严重危机及其对香港的影响，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与反对派基本相同的政治评论员，也承认香港必须从英国公投脱欧中汲取深刻教训。
七月九日，《明报》观点版刊登香港中文大学全球政经硕士课程客席讲师袁弥昌的《从英国脱欧看香港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简称“袁文”)，和署名“万里”的《Brexit——纯粹市场大震荡 还是普世价值崩盘?》(简称“万文”)。
“万文”称：“有一篇文章，作者说，就像当年柏林围墙倒下是他人生中最鼓舞的一天一样，脱欧是他一生中最沉痛的一天;现在围墙又升起来了，那是英国国土尽头，承着海浪拍击的悬崖。先不说欧盟对世界其他地方是不是一样充满大爱，至少在欧盟圈内，她推动了一系列的普世价值，让微小的人、边缘的种群有更多平等的机会。然而英国脱欧和席卷欧洲各地的极右思想，等于是掴了人类文明一巴掌。原来多元、共融、平等、自由等价值一遇上经济危机，是如此不堪一击。”“Brexit，不止是政治经济圈的大地震，还是对普世价值的极大挑战。”
香港可暂避民主混乱谋发展
“袁文”称：“公投结果对香港的最大意义，在于令香港的问题由原本众人以为是一个特殊个案，瞬间沦为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这对于认清并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同时亦有助认清香港情况的真正特殊性，为香港找出一条更具体明确的出路。”
“袁文”说：“事实显示，对于解决如脱欧般的问题，民主制度与民粹主义基本上只会弄巧反拙，并且暴露出民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在目前的全球大环境中，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实非政治民主可解，反而大部分问题与恢复社会正义息息相关。可是民主国家却只能依赖其老旧的民主机器来解决众多经济及社会问题，有时候甚至助纣为虐，反过来向企业和富人倾斜，令民众更不信任整个制度，加速社会民粹化。”
“袁文”颇深庆幸：“香港至今仍未达至完全民主，固然是香港的不幸;但颇为讽刺地，这却意味着香港可以暂时摆脱政治民主的混乱及无力感，更专注地针对更为迫切的社会正义问题，追求繁荣，致力建立一个有能力的政府。这一点是西方民主国家所难以做到的。”“香港如要在全球的普遍性及香港的特殊性之间找到出路，须先了解到西方社会可能已去到一个终局，但我们才刚开局——香港拥有的是后见之明，可让我们利用西方的前车之鉴，消除大量的不确定性，令香港的未来发展得以少走冤枉路和歪路。”
香港思想界这一新变化，需要在思想领域扩展，更需要转化为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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