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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旧论:马恩是19世纪最渊博的人物

何新 · 2016-07-27 · 来源:微信号“何新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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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历史传统中没有政教合一。中国历史上有过针对文人的焚书,有过文字狱。但文字狱只是一种政策,而不是制度。中国历史上有过专制制度,但是没有政教合一的制度。中国历史政治中贯穿着儒家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政治精神。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才摆脱了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解放了文化、科学和思想。

【本文选自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卷八“我的生存目标”》(何新著,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1版)】

记者:但是,马恩的书是很难读的,语言和意义都不好懂。

何新:我当时已不感觉很困难。我那时记忆力好,理解力极强,读书的效率非常高。马克思、恩格斯可以认为是19世纪知识最渊博的人物。也是人类文化史上,可与亚里士多德、达·芬奇、黑格尔相比美的百科全书式人物。读他们的书,如果你真读进去,你就不知不觉地要深入到去了解世界史、哲学史、经济学史、自然科学史甚至数学史。《马恩全集》的注解也编得不错。包罗万象,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索引。我后来获得的很多学科知识,逻辑学的、历史学的、经济学的、哲学的、哲学史的、美学的、生物学的、地理学的,基础都是在那些年代里通过这种刻苦的研读而获得的。

记者:在这一阶段的读书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何新:我最重要的收获是系统地研究并理解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社会理论。从而逐渐地形成了我的世界观和政治历史观。在《文汇报》的事件以后,由于连连碰壁,屡战屡败,我写东西已比较谨慎了。也不再轻易向报刊投寄稿件。因为我意识到,除了给自己添苦头,这种作法没有任何其他结果。但是,通过搞通搞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掌握了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一些基本方法。

记者:是什么使你在如此的逆境中,一直有动力坚持读书思考呢?

何新:也许你不信,那完全是在追求着一个超越世俗的目标——寻求真理。

记者:今天的年轻人似乎很少有人还会去钻研马克思。马克思死去已经120多年了。他的理论,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

何新:一种伟大的思想体系,正如一种伟大的艺术作品,历久弥新,永不会过时。老子过时吗?孔子过时吗?释迦牟尼过时吗?《圣经》过时吗?柏拉图过时吗?亚里士多德过时吗?不,永不过时。在艺术和学术上,只有创新,但是没有过时。所有的高峰都是永恒的高峰,永远是后来人的典范。马克思的思想是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典化的社会科学思想。对于中国人,它今天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国教教义。但是,它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分析工具系统。它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对于研究社会问题,我认为至今仍是不可取代的。

记者:有人说,在文革时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性宗教。

何新:这话不无道理。文革时的中国,受苏联制度的影响,当时情况似乎是政教合一。

记者:什么叫政教合一?

何新:所谓政教合一,就是政治与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直接结合。即以宗教理念作为政治工具管制思想文化和社会,以宗教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统治的直接工具。文革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承担了准宗教的功能。政教合一是与法制主义的精神相对立的。西方古代的罗马教社会、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都是政教合一的体制。今天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是政教合一的。中国历史传统中没有政教合一。中国历史上有过针对文人的焚书,有过文字狱。但文字狱只是一种政策,而不是制度。中国历史上有过专制制度,但是没有政教合一的制度。中国历史政治中贯穿着儒家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政治精神。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才摆脱了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解放了文化、科学和思想。但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又搞起了政教合一。中国在50年代初期也有人企图搞政教合一。但是没有搞成。毛泽东1956年支持“双百”方针,其实就是为了抑制这种倾向。但到了1966年的文化革命时代,毛泽东在“5·16通知”中提出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对资产阶级思想实行所谓“全面专政”,这就意味着彻底放弃了“双百方针”。在1966年到1976的十年间,政治意识形态、毛泽东语录,被文革派尊奉为规范政治生活、世俗生活的绝对尺度和指针,把政教合一的制度搞到了极端。其结果,就导致了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绝对专制。完全扼杀了社会和文化的生机。政教合一的制度在中国找不到主流政治传统的支持。倒是在非主流的造反运动中,为了建树与统治集团对抗的新精神偶像,农民由于其精神与文化的愚昧性,而搞过很多政教合一的邪教。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它一旦与政治运动相结合,就会诱发巨大的破坏力量。如汉末的黄巾、五斗米道、元明的摩尼教、白莲教、明教等,特别是太平天国,都是政教合一的典型。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对汉末的黄巾、唐代的黄巢、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清末的太平天国这种农民造反运动,过去的历史学评价得太高。人们往往忽略了它们毁灭文化的极端愚昧性的一面。

记者: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政治学说,为什么在中国也会产生宗教性的力量?

何新: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它所面对的内外敌人非常强大。因此,它不得不寻求强大的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术的不同之一,就是它不单纯是书斋中的一种学者学说。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是:“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世界,而问题在于必须改变这个世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有相似点。宗教与一般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就在于,它既具有天国理想的彼岸性,又具有实践救世的现世性。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实践性,现世性,使之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教义。要知道,只有宗教精神才能使人鄙弃尘俗,现世和自我,而承受自我牺牲以至有代价或无代价的献身。所以西方自由主义永远不可能在中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革命性意识形态,因为它是现实的、功利的并且是个人主义的。它只是一种瓦解性的精神工具,而不可能是一种组织化的工具。 在20世纪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将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传统经济社会秩序崩溃瓦解而游离出来的亿万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劳苦大众,凝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 西方资产阶级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聚沙竟可以成塔。这几亿只从来未被他们放在眼中的蓝蚂蚁,最终竟可以聚结成如此强大有力的一种社会力量、政治力量,将17世纪以来西方开拓东方谋求建立的“全球化新秩序”冲了个粉碎!

记者:马克思说,宗教是安慰被压迫者的精神鸦片。

何新:这话流传很广,其实有片面性。这话是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讲的。当时马克思的理论还不成熟。宗教问题非常复杂。以后我还想专门找个时间与你细聊一聊。但今天我暂时不想深入谈我的看法。

【内容提要】

●马克思、恩格斯可以认为是19世纪知识最渊博的人物。

●也是可与亚里士多德、达?芬奇、黑格尔相媲美的百科全书式人物。

●《马恩全集》的注解包罗万象,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索引。

●我后来获得的很多学科知识,都是在文革年代通过刻苦研读而获得的。

●最重要的收获是系统地研究并理解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社会理论。

●通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掌握了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一些基本方法。

●一种伟大的思想体系,正如一种伟大的艺术作品,历久弥新,永不过时。

●在艺术和学术上,所有的高峰都是永恒的高峰,永远是后来人的典范。

●马克思的思想是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典化的社会科学思想。

●作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分析工具系统,其方法论意义至今仍是不可取代的。

●有人说,在文革时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性宗教。这话不无道理。

●所谓政教合一,就是政治与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直接结合。

●以宗教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统治的直接工具是与法制主义的精神相对立的。

●古罗马社会、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都是政教合一的体制。

●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才摆脱了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

●中国历史传统中有过专制制度,但是没有政教合一的制度。

●中国历史政治中贯穿着儒家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政治精神。

●中国在50年代初期也有人企图搞政教合一,但是没有搞成。

●但是1966-1976年,文革派把政教合一的制度搞到了极端。

●结果导致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绝对专制,完全扼杀了社会文化的生机。

●政教合一的制度在中国找不到主流政治传统的支持。

●倒是在非主流的造反运动中,搞过很多政教合一的邪教。

●宗教一旦与政治运动相结合,就会诱发巨大的破坏力量。

●中国古代一些著名农民起义中的教派都是政教合一的典型。

●这种农民造反运动有极端愚昧性的一面,过去的历史学评价得太高。

●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不得不寻求强大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不单纯是书斋中的一种学者学说。

●宗教既具有天国理想的彼岸性,又具有实践救世的现世性。

●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实践性,现世性,使之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教义。

●只有宗教精神才能使人鄙弃尘俗,现世和自我,而承受自我牺牲和献身。

●所以西方自由主义永远不可能在中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革命性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只是一种瓦解性的精神工具,而不可能是一种组织化的工具。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将亿万中国劳苦大众,凝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

●这几亿蓝蚂蚁将西方开拓东方谋求建立的“全球化新秩序”冲了个粉碎。

●马克思曾说宗教是安慰被压迫者的精神鸦片,其实有片面性。

●这话是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观点。当时马克思理论还不成熟。

(注:本提要由编者根据原文精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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