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2016年3月16日发表莫言《不哭的权力》一文。文章用一系列“故事”，调侃、讽刺忆苦教育，值得商榷。
莫言文章讲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参观一个苦难展览”的情形。既然是“苦难展览”，其内容可以想见，不是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穷人，就是日本鬼子杀害我抗日军民、或国民党匪帮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可是，作家莫言却不无调侃地说，同学们是“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看得出来，莫言用“引领”一词，带有明显的故意、“做秀”的意思，同时也为后来讽刺苦难展览做了“铺垫”。
再往下，莫言为了让老师看到他的“表现”，“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同时他还“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他还发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是困惑的神情”，在包括莫言在内的同学“告密”后，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莫言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老师说当时向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可是，“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遗憾之余，莫言悟出了一个道理：“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事情很明白：从莫言的整个行文来看，学校组织的“苦难展览”参观，从头到尾都是假的，都是一种欺骗!这里不仅大家的“哭”是假，也暗示参观内容即该“苦难”事实、历史的虚假，以及这种忆苦教育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虚假，——这就是莫言给社会、给读者的“导向”!
爱恨情仇本人之常情。面对某些事，是哭是笑，哭与不哭，无疑是你的权力。但话说回来，这里除了是人的权力之外，还有个情感问题，甚至政治立场问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杀害我们的同胞成片、成堆白骨的万人坑，面对地主资本家迫害穷苦劳动人民的展览，哭有什么错，不哭又好在哪里?“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毛泽东语，见1950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在旧社会，难道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劳动人民不是事实吗?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发动“4·12”政变、抗日战争中制造“皖南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难道不是事实吗?日本侵略者在我国国土上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同胞，有的是一个村子都被杀光，南京大屠杀，在一个月内杀害我30万同胞，难道不是事实吗?面对这些场面，哭有什么不好?不哭、假哭又有什么好?前两年，网上“吐槽”的那位“表哥”，面对事故中百姓的一具具尸体“微笑”，自有他微笑的权力，但网友也有“吐槽”他的权力。众所周知，后查明此人是个腐败分子。这不就是对人民的感情问题、立场问题吗?
忆苦教育真像莫言所描写的那样虚假、虚伪吗?下面是笔者的一点亲身经历。1962年8月，我刚参军一个月，在新兵连忆苦会上，一位新战友讲述他当村干部的爷爷和父亲，被日本鬼子抓住，往身上捅刺刀，然后放到咸菜缸里腌，反复多次，被活活折磨死。他讲的时候泣不成声，全连战友抱头大哭，哭声震天动地，这件事至今想起来还是泪流不止。如实说，笔者家庭出身是中农，解放前祖辈生活虽然也困难，但并没有“苦大仇深”被迫害的记忆。可是就在那次忆苦教育后，自己确立了为天下劳苦大众奋斗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
忆苦教育绝不输理。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讲到怎样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时说过：“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怎样生活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分担那些开始同剥削者作斗争的人们所受的痛苦的时候，当他们看到为了继续这一斗争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付出多大的牺牲，看到地主和资本家是多么疯狂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中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292页，2012年版)
延安时期，我军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开展忆苦教育，曾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毛泽东同志说：“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4页，1991年版)有一个人所共知的故事，文艺战士演出歌剧《白毛女》，看到台上恶霸地主黄世仁欺压喜儿，有一位战士完全忘记自己是在“看戏”，竟拉动枪栓往台上的“黄世仁”瞄准，所幸被一位干部制止。从此以后，部队规定战士看戏不准携带子弹入场。扮演黄世仁的著名演员陈强也讲过这件事。这充分说明忆苦教育的巨大效果。许多老革命都记得，战争年代，我军打仗之前先忆苦，忆苦会后擦干眼泪就上战场，战士打仗非常勇敢，这是因为指战员通过阶级教育，懂得了为阶级、为民族而战，而流血牺牲是最值得的。
解放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中，党领导人民在工厂、农村普遍开展新旧社会对比教育，有力促进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毛泽东同志讲过这样一件事：“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的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2页)这个人叫刘介梅，上世纪50年代有个电影，叫《不能走那条路》，讲的就是刘介梅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也经常进行这种忆苦教育。“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以革命的名义对待现在，以革命的名义看看将来”，成了全国人民的共识，认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大家勒紧裤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跟着党胜利渡过困难，实现了三年经济调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就是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典型，他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不忘记手上的伤疤，所以才有周总理给雷锋题词所说的：“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当然，在今天，我们不一定去照搬以往忆苦教育的方式，但是进行历史教育、阶级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287页，2016年版)从历史思维的角度看，今天的年轻一代，应该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历史多加了解，化作为全体人民的幸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30多年来我们缺了这一课，不能不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损失。我们在批判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同时，连阶级教育、历史知识的教育也否定了，把它当成一种“左”的东西，这也是“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的错误。
笔者发现，近年来在我国舆论界有一种嘲笑、讽刺忆苦教育的不良风气，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不知道这位莫言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对苦难人民报以阴冷、嘲讽的态度，靠展示“原始丑恶”在国外获个奖，就把祖国的历史，把自己的祖宗拿来嘲弄、调侃，真是“一张纸画个鼻子——不知道有多大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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