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母亲进房，递给我一袋子，里头是她逛街购买的成衣，要我试。我拒绝。这样的剧目上演数年，袋里她添购的服饰鲜少是我喜欢的风格，多半也不适合素日劳动所需。一再规劝勿买，但她置若罔闻。最后那些衣服往往在衣柜里不见天日，无人痛惜，因为便宜。
快时尚衣物最后去处是垃圾桶
其实母亲依然珍惜那些好衣裳，但类似的服饰消失在市场，她转为购买成衣毫不手软的消费者。她的转变并不稀奇。英国作家露西.希格尔从检视自己的衣柜开始，发现自己的衣柜像垃圾堆，鲜少有衣服能够留下给后代。
这样的结果教她震惊，开始进行研究。露西．希格尔在她的书中分析，消费者的选择转换，其实牵连二战后经济发展的变化，新自由主义的寻租特性制造可弃性—原先能主导消费与生产步调的机制与体系崩解，购买行为因此转变。1980年代起，消费模式与衣物的关系变化就越演越烈，露西.希格尔指出，学术研究在2005年留意到这样变化，根据一项针对八个消费族群、71名女性所进行的购买习惯调查显示，其中18至25岁的“年轻消费者”几乎都坦承她们花的比从前更多，而增加的比例是从一个多月多出20到200英镑都有。“更叫人意外的是他们完全没有计划要将所购之物留下。”当廉价的时尚衣物破旧损坏，去处不是洗衣篮，而是垃圾桶。
在书中，露西.希格尔细致剖析快速时尚如何诞生，而通路如何反过头来宰制整个生产链的复杂关系，尤其讽刺的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必然遭遇的经济衰退，甚至成为廉价零售商的优势、为它们带来新顾客，“因为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中产阶级的消费者向下转往低价位市场。”这一再重复的循环，让“可弃”变得愈发巩固。但可弃并非只是衣物的下场。这廉价的制造链时时牵动另一半球的国家的人民。快速时尚是时代与地域经济的结果，是单向的掠夺，而非双向互惠。
H&M是露西．希格尔笔下“掠夺”的代表
2015年初，全球第二大连锁时装品牌瑞典H&M，拥有遍及55个市场的3500多家分店，在台第一家旗舰店开幕，引发排队热潮。这家时装品牌，正是露西.希格尔笔下其中之一掠夺代表。大约1990年代，欧洲早已发起干净生产的社会运动，希望成衣产业的企业主，能针对薪水、童工、工时、安全措施与环境标准等进行改善。时至今日，成效如何?今年八月即将上场的2016台湾国际劳工影展(http://www.tilff.taipei/)，其中一部纪录片《跨国生产的真实代价》，便以沈稳的镜头述说，这单向掠夺的残酷并未改善。
纪录片凝望的是印度蒂鲁普。这个城市原先最大产业是农业，直至跨国成衣生产工厂到当地投资。“工厂毁了我们的农田。”蒂鲁普的居民这么说，因染整流程需要耗费大量干净的水，而工厂虽然声称针对污水进行处理，实际流入河里的水依然肮脏。蒂鲁普的河流是黑色的，一如50年代的台湾。而当全球成衣产业都加入快速时尚行列，出口工厂为了加速成衣出口，进一步增加大量漂染工厂，污水比过去更快速地污染土地，当地居民连椰子都无法种植，成为成衣工厂工人是他们唯一的路。
尽管如此，工人的薪资无法让他们获得温饱。而为了要维持生活所需，每个工人都得承担高工时的劳动情况。同时，孩子也必须放弃上学。童工这个老议题，直至现在，仍未获得解决。西方的消费者运动持续进行，但劳动检查并不全面，加上工会组织的困难，恶性循环不断持续。当成衣零售商盈余八亿美元，供应商只能获得1%至5%的分配。而促使这个结构颠扑不破的，是全球化趋势下诞生的自由贸易区、经济特区、保税仓库、免税港，这些场域是当代大众流行服饰的有利靠山，同时也是跨国全球时尚企业与全球最穷困工人之间的连结。
穷人不断承受富裕国家人民血拚的代价
人、土地和大自然的商品化，是社会经济灾难的泉源。人文地理学者大卫.哈维这么阐释：“这是将公共财富转作私人占用的“圈定”(enclosure)过程，也是涉及“掠夺性累积”的过程。它和人们常识中的抢劫、偷窃、诈骗和高利贷等，在本质上其实没有任何分别。”
在书中，露西.希格尔呼吁消费者改变消费行为，用合理的成本，审慎挑选并理性分配预算来购买衣服，使衣服的产制可以使用环保有机纤维或友善动物的养殖场，而这些可以反馈给在地农夫或工匠形成真正的公平贸易。但这样的呼吁只是改变的其中一小环节，这些零售商早已学会公平贸易等流行名词，并透过各式广告置入他们“有在改变的形象”。而几乎不可能抵达那制造国度亲身体验的消费者，很容易被此蒙混过关。
蒂鲁普的居民说：“我们的正义无法在法院伸张，你来到这里问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然后你就离开了，但我们离开得了吗?”若不直面资本社会的各式矛盾，地理不均的问题将无法解决，边缘的居民也将不断承受富裕国家人民血拚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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