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伶利是谁？
这不重要。
她是做什么的？
这更不重要。
她怎么死的？
这也不重要。
因为在资本眼中，她的重要性不如教室里的一张凳子。
凳子坏了，学校还会找人修修钉钉，毕竟换新的不划算。但刘老师患卵巢癌无法继续工作时，马上开除，理由是旷工。
荒唐冷血，却又振振有辞，真正的理由就是，患病的她不符合利润最大化这条天经地义的资本逻辑。
8月14日，陈老师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得如此凄凉，毫无疑问她是被教育私有化浪潮吞噬的一位可怜人，当然，她决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媒体大V一开始看到兰州交通大学的名号时，觉得表演正义的机会来了，等明白她所在的学院是一家挂靠公立名校的私立学校时，马上收起了咬牙切齿的模样。
新自由主义经济概念在全世界泛滥，中国也有人在鼓吹。“把一切交给市场”是他们最响高的口号。 于是出来一个“莆田系”窝案，它也是靠人命来曝光的。
教育是国之根本，世界上每一个政府每年列出预算，将钱投入教育，都不是为了赚钱。因为这是一项长期投资，它产生的效益用钱无法衡量。
当把学校当作企业运营，把学术机构当作商业公司时，我们会发现一种对应：
学院董事长（煤老板）
校长（煤企首席执行官），
系主任（各部门经理）
教师（挖煤矿工）
学生（买主）
决定升迁的不再是教学能力，而是商业头脑。等到教育产业化再深一步时，部长，厅长，局长也将以此标准选拔。
清华，北大二十年后成为上市公司，并不是笑话。一开始，教育机构并不敢明目张胆的奔着新自由主义划定的路线而去，而是创业一些大学衍生企业，的确，它带来了经济效益，但另一面是贪腐丛生。
从传统上来讲，教师都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有着相对良好的名誉。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虽然很夸张，但也说明这个行业的特殊性。老师带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而是感情和心血。
很多人会永远记得自己校园时代的某位老师，而不可能记得一名淘宝客服。尊师重教，成了一种道德观念，行为规范。把老师当雇工，本身就违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
当资本成为主宰者时，教师只是一群高素质的雇员，用最少的教师，去带最多的学生，是符合利润逻辑的。然后，将学费尽量抬高，将成本尽量压缩，显然，长此以往，受害者并不是仅仅是刘伶利，而是资本眼中的消费者--学生。
教育机构变成名利场会怎样？且不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清顺治十年曾有上谕批示：
“出入衙门，交结官府，霸占地土，武断乡曲。国家养贤之地，竟为此辈藏垢纳污之所。……甚至贿赂公行，照等定价；督学之门，竟同商贾”
一个封建统治者都能看到“督学之门，竟同商贾”官商勾结的危害性。难道还需要长篇大论去剖析教育私有化后的恶果吗？还需要用无数血淋淋的事例来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残酷吗？
中国现在面临的不是“督学之门，竟同商贾”，而是正在变成商贾。刘伶利所在学院的董事长，原本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
一位兰州交通大学外语专业硕士被一位热爱教育事业的富婆，在患病期间一脚踢到了地摊上，刘妈妈去哭诉，仅仅想要学校为孩子买个医疗保险。但是这绝对办不到。
告官吧，《劳动法》能保护这位可怜人吗？官司赢了，但法律是死的，谁来执行？当地谁敢对这样一位造福桑梓，颇具名望，目无法纪的教育名人强制执行？
现在鼓吹教育私有化的专家们，正用掌握的舆论工具，把话题扭向法律问题，他们不会告诉你这条路走下去会是何种情形？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时代的英国舆论将新自由主义的末来描绘的很美妙。结果到了托尼.布莱尔时代，干脆取消了生活费助学金，并不断提高学费，这就迫使学生背上日益沉重的债务，甚至在2006年秋季开始收取附加学费（大学一般都按一年3000英镑这一最高标准收取）。
《卫报》2003年11月曾指出，“尽管贫困学生比家庭条件好的学生花了更多时间工作赚钱，更省吃俭用，但在毕业时还是都背上了平均一万英镑的债务。”
有人可能会说，英国现在不是挺好嘛？不管英国现在如何，但别忘了它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跟风走教育私有化这一条路，将来第一个被毁掉的就是“教育公平”。
用钱来衡量，用钱来决定下一代的教育质量，这是资本为王的必然后果。
刘伶利走了，她让人看清了资本血腥无情的真面目。她就像一尊祭品，校方用她来祈祷生意兴隆，广进财源。
没有人会受到真正的惩罚，也没有人会反省，在利益面前，道德是多余的。
别忘了，教育不是特权，而是一种人权！
中国的教育正在资本操纵下失去公平，但人权卫士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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