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英国小说家D•H•劳伦斯曾经对美国和美国人做出过颇为黑暗的论断:“所有其他东西：爱、民主、为了欲望的挣扎，都是表面现象。美国灵魂的本质是坚硬的、孤立的、冷酷的，是杀人者的灵魂。这种坚冰从未消融过。”
劳伦斯的论断并非来自丰富的个人经历。当他写下这段话时，他仅仅在美国居住了一年多，而且大部分时间里都混迹于艺术家和文学家之间。但他既不是第一个这样论述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大约五十年前，睿智的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戴德通过审视60年代的惨痛经验和几个世纪以来的文档，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同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相比，美国人对暴力的崇尚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布兰克菲尔德8月18日在《外交政策》上撰文称，美国精神在本质上是充满谋杀精神的，或者说比其他国家更富有谋杀精神，这一结论今天仍然令很多人点头赞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定期呼吁美国人使用暴力，最近一次呼吁针对的目标是民主党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不仅如此，今年夏天的媒体标题充斥着一次又一次的暴力事件，暴力事件的特大新闻层出不穷，频率之高令人震惊。
帕特里克认为，“现在，两大政党不遗余力、例行公事般地否认美国人的暴力精神，反而有点此地无银了。”在上个月共和党大会的最后发言中，特朗普哀叹了“我们街上的暴力和社区中的混乱”，但是不出所料，他将责任归咎于“四处闲游威胁和平公民的非法移民”、“残酷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以及一个据他所说不算美国人的民主党总统 。
民主党人也倾向于指出对于美国人来说，暴力行为是非正常的、不具代表性。奥巴马在去年12月加州圣伯蒂纳大规模枪击事件后宣布了枪支安全项目，他称：“我们并不是骨子里就更倾向暴力。但是我们是地球上唯一暴力事件如此频繁的发达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暴力问题并不代表美国精神：问题在于枪支的泛滥，而这一点是可以通过政策来解决的。
帕特里克说：“但是，如果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美国人本身就一直和暴力存在某种联系呢?——作为受害者、施害者、共犯、或者这三种身份的结合体。与其像奥巴马那样假设美国人‘并不是骨子里就更倾向暴力’，这个国家应该为了自己而正视这个问题”。
很多支持控枪的人士和貌似客观的分析人员将美国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定义的发达国家相比，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暴力问题是非正常的。但是这种比较通常会将墨西哥排除在外，他们以 “毒品战争”为由排除墨西哥。这些事实使人不得不思考其背后令人作呕的道德缺失，但那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还会伤害美国人的爱国自豪，更方便的是去质疑美国为什么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把自己变得更符合我们关于美国的理想。
美国人传统上习惯于将暴力当作种族歧视的原因，但现实是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本身才是在美国导致日常犯罪的机制和社会原因。美国人应当反思的是他们的社会是何其巧妙地将暴力现象隔离到了边缘社群里，而这种犯罪分布本身已经被大多数属于两党的美国人视为无物，在关于国家安全或者不安全的辩论中几乎消失。
帕特里克在文章最后表示，寻常美国人也许并不“从骨子里倾向暴力”，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很明显围绕着暴力展开，充斥着在国内和国外选择性支持、隔离、支配、以及商业化的暴力行为。大多数美国人对这样的安排并无异议，很多人甚至对此毫无察觉。相反，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表里不一，我们则表示困惑和愤怒。愤世嫉俗者可能会说，探索“真实的美国灵魂”本身就是自我放纵、是烟雾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从一开始就具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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