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发科的“报怨”并非没有道理

——革命性和战斗性是党组织的最高境界

柳树河

2015年2月28日，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安徽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倪发科曾在接受组织调查时抱怨说，“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我们不妨浅析他发自内心的“抱怨”。

倪发科的话如果放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大笑话。一是那时候不可能有这样的大案，哪怕有一点不符合人民意愿的事都站不住。二是如果真有的话类倪发科们也不可能“报怨”组织，因为那时候的党组织纪律严明，党员的称号崇高并响亮，如稍露端倪恐怕早就自绝于党了，还真的轮不到有报怨的时候。

党组织的纯洁大体有两种情况更能体现：一个是残酷的斗争形势迫使不坚定分子变节、自首或脱党，如4.12反革命政变;另个是党的组织内部坚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武器教育全党，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提高战斗力。倪发科们当下为何会泛滥?原因是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了。

毛主席曾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里写到：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前者是性质，后者是状态。有什么样性质的政党，就会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所以，毛时代党的组织无论外部环境发生多大的变化，它的内部都始终涌动着自我革命和吐故纳新的红流，革命性和战斗性愈显生机和坚强，这样的组织不会有倪发科们生存的空间和土壤，更轮不到倪发科们的“报怨”。

倪发科的话放到现在也是大实话。不能否认，十或二十多年来，西方价值观正逐渐浸入党的组织肌体，其破坏作用是空前的。它把共产党人固有的传统精华全部以所谓的“极左”给剔掉。一是否认共产党人崇高理想信念是最终奋斗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用实现既得利益改变它的阶级性;二是否认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先进分子，用人本主义取代它的革命性;三是否认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用和谐包容抵消它的斗争性;四是否认意识形态是根本，用法规、制度取代党性锻炼和自我升华的坚韧性。由此，直接影响到党的各级组织建设，腐败和私有化以及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也自然泛滥其中。

同在一个组织内部，少有批评式的党员大会、支委会、小组会，因而也就没有批评，没有监督;少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理论知识，因而也就没有思想认识、没有觉悟的提高;少有党员思想教育，相互帮助或提示，因而也就没有约束和警示。把制度万能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取代思想锻造和意志品质的提高成了党建的主旋律。只要填了契约式的承诺便万事大吉，一旦东窗事发则以承诺兑现了事，既不得罪人也省了不少麻烦。鲜有同志友谊之惜情、组织挽救之真诚。一个班子里谁是一把手谁说了算，讲和谐不争论成了为人处事大手笔, 几乎没有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和原则问题上的红脸与较量,甚至看着对方犯错也不揭露、不批判、不怒斥、不警告，眼瞅着滑向深渊。遇有迫不得已的整顿，也是在上级导演下的彩排。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权重者怎能不为所欲为?倪发科们又怎能不泛滥、不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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