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话说：“吓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我们是一个自作聪明的民族，是一个以不守规矩、以占小便宜而沾沾自喜的民族。我们只要有空子就钻，有好处就捞，我们管这个叫做灵活。我们还没有真正站起来，就志得意满，自我膨胀，蛮横傲慢，目空一切，蔑视一切，践踏一切。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我们的作为就像鲁迅所说的“一阔脸就变”。黄纪苏在《中国的内外及标本》一文对此有过生动的描绘：“现在是一百七十年来中国外患程度最低、外部压力最小的时期。‘历史终结’了也就才二十来年，中国便与西方交换了兴衰的场地。随之而来的是人心、歌喉的大迁徒。从前不少唱《星条旗永不落》唱得人我两忘的人物，如今都改唱《我只爱北京天安门》了。记得十五六年前在某个会上，我们提了下帝国主义的侵略，当场被一位著名学者诊断为‘受害者情结’，意思是病值得同情但不能让病干扰了中国跟世界先进文明的接轨。前不久拜读这位学者关于两岸关系的雄文，那气势就好像明年开春他就亲率三军渡海似的。其实，越是在黄金旺铺的锣鼓鞭炮声中，越是需要那些一不用逃城管、二不忙着扫尾货、光看书写字就能钵满罐满的知识精英深谋远虑。奇迹般的崛起，将中国骤然推到近代以来中国从未到过、类似‘副中心’的位置上(很多人感觉已经‘转正’了)。对于这个想打退堂鼓都没有退路的位置，我们在思想上并未做好准备。既然是走向世界，就要带幅世界地图也就是世界观。”在黄纪苏看来，这种没有丝毫理想主义内容，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的世界观，会使中国的崛起沦为富二代的酒驾。
2016年7月23日，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里，一个女子擅自下车被老虎咬伤，不知忏悔，不自我反省，反而去控告动物园。2017年春节这一天，浙江宁波雅戈尔野生动物园，一名游客违规被老虎叼走，特警将老虎射杀。不作不死，老虎何辜?老虎并没有犯错，特警有什么理由和权力将老虎射杀?我们这个民族这么任性，突然不知怎么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人莫予毒，没有人能奈何我。没有人可以教育这样的人，只能把教育他们的责任托付给上帝，托付给大自然。只有野生动物或许还可以教育他们，只有自然规律或许还可以教育他们懂得规矩。让自然规律告诉他们，老虎是要吃人的，玩火可能会自焚的。如果不遵守规矩，可能要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让自然教育他们，让他们牢记教训，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是一个难得的全民教育的机会。可是，这些事件却没有起到教育的作用。违规犯矩的人反而气焰嚣张、气壮如牛，真是令人感慨。这些人怎么会这么牛气?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如果社会总是无原则地放纵和迁就他们，总是牺牲那些遵守规矩的人，那么只会鼓励不守规矩的人，使那些任意践踏规矩的人觉得规矩只是为守规矩的人而设的，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这不是挽救他们，保护他们，而是纵容他们，教唆他们，是教他们作死。这不是社会之福。这是可怕的恶政和暴政。什么是暴政?那些觉得连老虎都不必怕的人和射杀动物园老虎的特警，他们就是暴政的代表。我们且看洛克对暴政的定义：“统治者无论有怎样正当的资格，如果不是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他的人民的财产而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他不正当的情欲为目的，那就是暴政。”[1]这样的暴政才真正是出笼的猛虎。这样的暴政只会鼓励各种不正当的私欲和贪欲，只会使这个社会对一切不存敬畏之心，没有禁忌，没有畏惧，社会规则荡然无存，国家法律徒有虚名。这样，整个社会就必然失去秩序和安全。洛克说：“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由。”[2]严复把约翰·穆勒的《论自由》翻译为《人己权界论》，真正把握到了自由的本质。
除了养鸡的人不敢吃自己奍的鸡，养鸭的人不敢吃自己奍的鸭，我们还有什么不敢?有了这些罔顾法律和规矩、将自己的私欲和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人，这些敢于以身试虎被老虎咬伤反而控告动物园的人，这些在高速公路拦截汽车的爱狗人士，这些敢于闯禁区、踏雷区、不知畏惧为何物的人，这些不知忌惮、没有界线的勇士，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自求多福吧，我们这个奇葩的民族。
2017年1月30日
注释：
[1]洛克《政府论》下篇，第121页，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2]洛克《政府论》下篇，第36页，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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