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急剧变化，既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也蕴含着发展过程的诸多挑战。这些机遇和挑战耦合在一起，形成极其复杂的影响。可能从一个方面表现为机遇，但在另外一个方面则表现为挑战。具体来说：
其一，从人口结构来说，中国正步入快速的老龄化阶段。但在老龄化过程中，少儿负担系数相对较低，老龄负担系数也还不是很高。这使当前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占比较高，劳动参与人口占比也相对处于高位。虽然养老压力正在加大，但是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总抚养比相对比较低。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由于少儿人口占比较大，总抚养比高达62.6%，在1990年下降到49.8%，在2000年下降到42.6%，在2010年下降到34.2%。自此之后才缓慢上升，2015年上升到37%，到2016年上升到37.9%。尽管人口结构的转变逐步降低了少儿抚养比，增加了老年抚养比，但总抚养比还是较低。即使从现在起到2035年，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会逐步上升，但同时也处于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中产阶层迅速扩张的重要机遇期。因此，只有牢牢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期，促进中国社会的飞跃，才能使经济爬坡上岗，完成结构转型过程，进入基本现代化国家行列。在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的大背景下，人口政策的调整是大势所趋。
其二，伴随中产阶层的扩大或者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中国进入了消费社会阶段。当前，在将近14亿人口中，中产阶层接近3亿。中国在这一历史转型期，必将从生产社会发展到消费社会。所谓消费社会，就是消费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原来中国是以生产为主的社会，第二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现在是以消费为主的社会，消费作为主要引擎，拉动着经济的走向。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正在从波浪式、模仿型消费向多样化、个性化和定制化消费转型。中产阶层的出现，不仅拉动了中国国内的消费转型，形成了消费社会的新模式，而且还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配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复杂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导致的消费的不平等将长期持续，在某些阶层消费升级的同时，也会存在另外一些阶层消费降级的现象。
在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过程中，中产阶层的消费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过渡，而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正在从日常生活消费向耐用消费品消费过渡。对于中产阶层来说，其在保健、旅游、体育、娱乐、医疗等方面的消费占比大大增加。从恩格尔系数来看，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大约是50%多，农村大约是60%多。现在城市降低至28%-29%，农村降低至29%左右。这说明食物消费或者食品消费在总的家庭消费中所占比重有了大幅下降。从国际来看，作为平均意义的中国家庭，已经进入到小康阶段，而不再表现为贫困阶段的消费特征。对于绝大多数乡村而言，在绝对贫困逐步减轻之后，相对贫困的问题会长期存在。这是未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其三，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中产压力。从中产阶层来说，中国的中产，主要是第一代中产 (第二代中产占比相对较低) ，主要生活在城市或大城市，但其父母大多生活在农村或中小城市。这些人中独生子女占比较大，他们既要养老又要养小，生活压力非常大。城市房价的快速增长加大了新生中产阶层的生活成本，使其难以适应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新中产阶层因此滋生出了“焦虑”。从“焦虑”发展到“不满”会表现为一个过程性特点。我们既要看到中产阶层对社会发展的正向引导力量，也要看到中产阶层收入不能稳定提升而存在的“焦虑”，更要防止“焦虑”演化为“不满”。
其四，中国农村的治理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村支书和村长并不一定住在村里。农村的贫困人口也很难就业于城市。在很多地方，除了老人跟残疾人之外，在农村居住的年轻人很少。在城镇化的影响下，农村的空壳化问题严重。这些空壳化，既表现为产业空壳化，也表现为文化空洞化、人口老龄化和居民非农化等现象。这是中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碰到的现代化难题。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必须追问：谁在农村?为谁振兴?谁去振兴?如何振兴?振兴哪些乡村?这些问题不解决，简单的经济投入就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
其五，中国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形成了资源的恶性争夺。这种争夺很可能带来小城市的衰败。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在未来持续二三十年。城镇化将会使将近一半的乡村消亡。正如农民的终结一样，一部分乡村必然要走上终结之路。因此，当前首先要开启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影响力，开启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模式，而不是城市与乡村争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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