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有篇文章流传很广，据其记者调研发现，乌蒙山区A县，2023年在职正式编制人员的工资总支出为20亿元，临聘人员的工资支出为4.6亿元，还有离退休人员工资支出1.7亿元，共计26.3亿元。而2022年的该县税收总收入仅仅只有4.14亿元!这组刺眼的数字，撕开了部分欠发达县域“造血不足、养人过载”的尴尬现实，也让一个深藏乌蒙山区的小县，暴露在公众审视的目光下。
01 这个乌蒙山区A县，就是毕节大方县。
很多人好奇这个被《半月谈》点名的A县到底是哪个县?现在人工智能厉害，将有关数据放上去一搜，发现这个县正是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乌蒙山区腹地的典型欠发达县，也是全国脱贫攻坚重点县。
翻开大方县的财政账本，荒诞感扑面而来：2022年，全县税收收入仅4.14亿元，这是当地全年产业发展、市场活力的全部“造血成果”。可到了2023年，仅“保工资”一项支出就高达26.3亿元，是税收收入的6.3倍。
拆解这笔工资支出：在职正式编制人员15580人，工资支出20亿元，人均年薪约12.83万元;离退休人员约数千人，支出1.7亿元;临聘人员28806人，支出4.6亿元，人均年薪仅1.61万元。三项相加，财政供养总人数超44000人，而大方县常住人口不过60余万，相当于每14个当地人里，就有1个吃财政饭。
更讽刺的是，这个“工资黑洞”的窟窿，全靠上级转移支付填补——2022年大方县上级补助收入高达42.28亿元，是本地税收的10倍还多。换句话说，大方县的运转，本质是“东部买单、中部统筹、西部消费”，本地几乎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只负责“分配财富”。
这不是临时困境，而是长期积弊：早在2020年，大方县就因拖欠教师工资补贴4.8亿元、挪用教育专项经费3.4亿元被国办督查室通报，“穷县富养人、有钱发工资没钱办实事”的问题早已根深蒂固。
02 大方县是个孤例吗?不是。全国欠发达县城比比皆是。
很多人以为大方县是极端个例，是乌蒙山区的“特产”，但真相冰冷又残酷：大方县的财政困境，是全国数千个欠发达县城的共同缩影，比比皆是，早已成常态。
在乌蒙山区，不止大方县如此。云南永善、彝良，贵州威宁、赫章等县，无一不是“税收微薄、养人庞大”。这些县深处大山，交通闭塞，土地贫瘠，工业基础为零，农业附加值极低，全年税收能过2亿已属不易，可财政供养人员动辄两三万，工资支出常年是税收的5倍、8倍甚至10倍。
跳出乌蒙山区，放眼中西部：湖南安乡县，典型农业县，工业税收仅1800万元，财政支出70%靠转移支付;皖北某县，常住人口不足50万，财政供养人员(含退休)超2.3万人，工资支出是税收的4倍;青海某县，财政自给率仅1%，几乎所有支出全靠上级拨款。
西南财经大学2025年报告更直白：全国2774个县级地区，平均财政自给率仅38%，意味着县里每花100元，就有62元靠上级输血。其中，中西部欠发达县自给率普遍低于20%，“吃饭财政”成了唯一底色——财政的核心功能不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是“养人”，保住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发放。
更值得警惕的是，“正式编+临聘”的双重供养模式，在全国县城广泛复制：正式编人员稳拿高薪，临聘人员数量是正式编的1.5-2倍，拿着微薄工资，干着基层琐事。这种“臃肿化”供养结构，让本就薄弱的县级财政雪上加霜，陷入“越穷越养人、越养人越穷”的死循环。
03 细数全国县城财政：造血无能、养人无度、债务缠身。
把大方县的个案放大到全国，欠发达县城的财政现状，可用三句话概括：造血无能、养人无度、债务缠身，三重困境交织，早已积重难返。
造血无能：产业空心化，税收微薄见底
全国绝大多数县城，尤其是中西部县城，根本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产业空心化是普遍常态。
工业“虚有其表”：各地都建工业园区，但大多是“圈地空转”，真正落地的工厂寥寥无几，即便有，也多是低附加值的小加工厂，纳税能力极弱。
农业“薄利难撑”：以传统种植、养殖为主，没有产业链，没有品牌，农产品利润薄如纸，贡献的税收可以忽略不计。
土地财政“走到尽头”：过去十年，县城靠卖地维持收入，可如今楼市低迷，土地流拍成常态，2024年全国县级土地出让收入平均下降18.3%，这条路彻底走不通。
最终结果就是：县城税收盘子极小，多数欠发达县年税收在1-3亿元，能超5亿的寥寥无几，这点收入，连“保工资”的零头都不够。
养人无度：44000人吃皇粮，绝非个例。
“穷县富养人”，是全国县城最荒诞的共识。
人员规模失控：一个普通县城，公务员、事业编(教师、医生为主)、国企正式工，再加上临聘人员、离退休人员，财政供养人数轻松突破2万，人口稍多的县可达4-5万。
工资支出刚性膨胀：即便税收不涨、经济下滑，体制内工资只涨不跌，补贴、津贴不断加码，再加上临聘人员工资、离退休人员养老金，“保工资”支出逐年攀升，占财政总支出的70%-80%。
临聘人员“隐性负担”：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完成基层任务，县城大量招聘临聘人员，数量远超正式编，虽然人均工资低，但总量庞大，成为财政的“隐形包袱”。
债务缠身：借债度日，风险濒临爆发
“工资靠转移支付、发展靠借债”，是欠发达县城的生存日常。
债务规模惊人：截至2025年，全国县级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元，平均每个县城负债22亿元，很多县债务率远超警戒线，靠借新还旧维持运转。
民生投入“有心无力”：工资、债务利息是刚性支出，占了财政的90%以上，剩下的钱，连修路、治水、教育配套、医疗改善的基本民生需求都满足不了，“民生欠账”越积越多。
转移支付“杯水车薪”：虽然上级转移支付逐年增加，但面对“工资+债务”的双重刚性支出，依然不够用。
一旦转移支付出现问题，部分县城将直接面临“停摆”风险。这些年各地公交车停运、教师工资拖欠、公务员工资拖欠、都是“转移支付”出了问题。
04 我对此的看法：悲观至极，积弊难除，破局无望
面对大方县的荒诞账本，面对全国县城的普遍困境，我的看法非常悲观：这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长期体制、结构、观念叠加的积弊，积重难返，破局之路异常艰难，甚至可以说，短期内几乎无望。
大方县的26.3亿元工资支出、4.14亿元税收收入，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对比，而是中国数千个欠发达县城命运的缩影。它暴露的，不仅是财政收支的失衡，更是体制结构的积弊、发展逻辑的扭曲、治理能力的不足。
对于这些县城而言，“造血”已是奢望，“养人”仍有增无减，“破局”难如登天。这种悲观的现实，短期内难以改变。 不正视它、不警惕它，风险会进一步扩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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