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且为什么要批判"自以为是"主义？
当今世界，我们正置身于一个话语爆炸而共识稀薄的时代。从互联网上层出不穷的论战，到学术圈内晦涩难懂却又彼此轻蔑的理论之争;从工作场所中脱离实际的汇报与规划，到社会讨论中将复杂现实简化为非黑即白的道德批判——一种深刻的精神症候弥漫在社会之中。这种症候的核心是将自身有限的经验、狭隘的视野和从书本中捡来的知识碎片奉为普世真理的强烈自信，本文称之为“自以为是”主义。这种“自以为是”不是单纯的个人性格问题，而是特定社会存在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是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病。
小资产阶级不是凝固不变的标签，是由其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特定位置所界定的一种矛盾、摇摆的社会存在。他们包括小业主、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大量知识分子、中下层官僚以及庞大的“新中产”阶层，构成了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群体。他们既渴望攀升至资产阶级的稳固地位，又恐惧坠入无产阶级的深渊。这种“上不在天，下不在地”的悬浮状态，这种对自身命运无法真正掌控的深刻焦虑，孕育了他们独特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自以为是”主义，正是这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在精神领域最典型、最顽固的病症。
为何要批判这种看似人畜无害的幼稚病?因为它的危害是真实且巨大的。其表象之下潜藏着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漠视与对群众实践智慧的轻慢。这种幼稚病往往披着纯粹或者激进的外衣，以道德优越感代替现实分析，以情绪化的口号取代冷静的判断，以“应该如此”的想象否定“只能如此”的约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它曾以最革命的辞藻掩盖其机会主义的本质，将革命引向盲动和冒险的绝境;在建设的漫长征程中，它又曾以纯粹和正确自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成为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温床。今天，当我们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这种沉溺于自我欣赏、空谈内耗的“自以为是”主义，无疑是我们必须加以纠正的毒瘤。
二、“自以为是”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本质特征是脆弱性与不稳定性。与拥有雄厚资本的资产阶级不同，也与除了自身劳动力便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不同，小资产阶级悬浮于两者之间。他们手中掌握着些许生产资料——一家临街的店铺、一套专业的设计软件、一笔不大的启动资金、或是主要依附于其个人的专业知识技能。这点微薄的财产，既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全部凭借，也是将他们牢牢禁锢在个体奋斗牢笼中的枷锁。
他们时刻感受着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巨大压力。向上，他们艳羡大资本的财富与权势，怀抱着通过个人奋斗跻身上流社会的梦想;向下，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一次经济危机、一项新技术的颠覆、一个大平台的垄断行为，都可能轻易地将他们抛入破产和无产阶级化的深渊。这种深刻的、日常性的不安全感，催生了"自以为是"主义在精神上的补偿机制。
由于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中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他们便转向观念领域，试图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完全由自我主导的王国。他们将自己在狭窄的职业范围内获得的有限经验，把自己通过阅读和思考形成的未必系统的知识体系，无限放大为绝对的真理。这种精神上的过度补偿，正如体格弱小者可能更倾向于在言语上表现得格外强悍一样，是一种用以掩饰其阶级无力感的虚妄自负。
小资产阶级的生产实践，滋生了其固有的个人主义与分散性。小农经济的组织外貌是这样的：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这种以家庭或小团体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即使在其现代形态，就像个人工作室、小微创业团队中，其核心逻辑依然是分散的、个体的，其劳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社会协作的程度较低。
这种生存方式，使他们习惯于从个人的视角，而不是阶级或社会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往往将市场竞争中的成功主要归因于个人努力、聪明才智，而将失败归咎于运气不佳或社会不公。这种视角必然导致对集体主义观念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产生低估甚至蔑视。在他们看来，历史仿佛是由一个个孤立的英雄或愚人创造的，而非由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阶级斗争所推动的。因此，他们的“自以为是”常常表现为对自身个人能力的盲目自信，以及一种试图以一己之力或少数先觉者的理念来启蒙大众、改造社会的救世主情结。
小资产阶级的摇摆地位与分散状态决定了其政治上的动摇性与思想上的幻想性。列宁曾精辟地指出：“小资产者……在历史上曾无数次地动摇于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因为他们的利益本身是分裂的。作为小私有者，他们倾向保守，害怕无产阶级革命会剥夺他们那点可怜的财产;作为劳动者和受挤压者，他们又向往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对大资本的剥削充满怨恨。这种阶级利益的直接分裂，使得他们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独立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
历史上，在革命高潮时，他们可能被群众的热情所感染，表现出极端的革命狂热，但这种狂热往往基于一种浪漫化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旦革命遭遇挫折，或需要他们牺牲个人利益服从严格的纪律时，他们又是最容易灰心、抱怨、甚至转向反动的。相应地，在“自以为是”主义的思想层面，这种动摇性表现为好走极端、常陷于空想。他们要么设计出各种看似完美无缺、实则一触即溃的乌托邦社会方案，表现出“左”倾空谈的色彩;要么在现实面前迅速幻灭，转而鼓吹庸俗的实用主义、投降主义，堕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潭。
三、“自以为是”主义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的表现
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受到其每日沉浸于所处的简单商品生产关系的内在异化的影响。小生产者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将自己劳动的产品作为商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这看似简单的行为却无时不刻都在生产着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理念。在商品交换中，彼此承认对方是自身商品的所有者，交换行为遵循等价原则。这种形式上的平等与自由，实际地构成了小资产阶级理解社会关系的经验观念。
马克思认为这种等价交换的平等表象，掩盖了生产领域可能存在的剥削与不平等。然而对于小生产者而言，市场交换的瞬间就是其社会关系的全部呈现。他们亲眼所见的是，我的产品与你的货币或产品按照公认的价值量平等交换。由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平等、自由、等价、所有权，是天然的、永恒的、普适的社会法则——他们将这种从市场经验中抽象出的规则，上升为衡量一切社会关系的终极尺度。
这种思维方式导致“自以为是”主义常常表现为一种对绝对公平的教条式坚持，热衷于各种抽象的原则、口号和主义，却对活生生的、具体的阶级实践缺乏耐心和深入了解。他们无法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买卖虽然在形式上是等价的，但其背后是剩余价值的剥削这一实质上的不平等。因此，他们常常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评工人罢工影响经济效率，或指责革命斗争破坏了契约精神。他们的“是”，是建立在商品交换法则之上的、一种抽离了具体历史内容和阶级关系的、空洞的“是”。
小商品生产者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用自己的劳动生产产品。因此，他们对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私有制，怀有深厚的、甚至是神圣化的感情，将私有财产权视为个人自由、独立和尊严的绝对保障。这种情感使得他们对任何可能触动私有制的社会变革思潮，都抱有本能的警惕和抗拒。他们的“自以为是”，在这里表现为一种财产权至上主义。不能区分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和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不能理解后者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即旧式分工，造就了一个相对特殊的阶层——知识分子，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自以为是”主义最典型、最集中的载体。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在阶级社会中，它却表现为一种对抗性的形式，脑力劳动者往往在地位上高于体力劳动者，并垄断着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这种社会分工赋予知识分子一种虚幻的优越感。他们习惯于认为，历史的进程、社会的方向，应由他们这些有教养的、善于思考的头脑来指引，而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众则是愚昧的、需要被启蒙的对象。
毛泽东曾尖锐地批评过这种倾向：“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因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常陷入一种知识虚荣。他们满足于掌握一些新奇的概念、复杂的理论模型，并以此作为傲视同侪、评判一切的资本。他们的批判往往是用另一种解释来反对现有的解释，换言之，是在观念领域内兜圈子，而非指向现实的变革。
旧式分工的另一个后果是使人局限于狭隘的专业领域。知识分子因其专业知识和技能而获得社会身份和生存资料。这种状况极易导致视野的局限化和思维的碎片化。一个精于本专业的工程师、律师或学者，可能会将自己专业领域的逻辑普遍化，误以为社会整体也可以像一台机器、一桩案件或一个理论模型那样被精确地设计、操控和修正。这种职业病是“自以为是”主义的温床。他们倾向于将复杂的、有机的社会机体，简化为其专业范畴内可理解、可操作的几个变量，并提出各种一刀切的解决方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依附于不同阶级的“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摇摆，除了其一般经济地位使然，也与其工作性质密切相关。他们的劳动具有更强的个体性和观念性，其产品(思想、方案、设计)的价值难以像实物产品那样被直接衡量，这加深了其对个人才智的迷信。同时，他们相较于产业工人，与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有距离，这更容易使其脱离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思想的天空中飘浮。
“自以为是”主义最显著、危害最烈的特征，即其根深蒂固的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这是小资产阶级生存方式的内在矛盾在认识论上的集中体现，由于他们从事的主要是观念生产或流通领域的活动，而这一活动与改造世界的直接性、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有着天然的隔膜。
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的全部活动，往往局限于观念领域的内循环。他们热衷于啃噬书本、建构体系、发明术语、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和批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然而，“自以为是”者恰恰将“解释世界”视为最高乃至唯一的思想任务。他们满足于掌握一套看似自洽的逻辑，并用这套逻辑去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当他们的解释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他们宁愿怀疑现实，也不愿质疑自己那套从书本中得来的教条。毛泽东曾讽刺这种人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由于自身脱离物质生产实践，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对真正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体力劳动者的实践经验，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视甚至蔑视。他们将群众在长期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积累的朴素智慧，视为落后的、经验的、不系统的东西。与之相对，他们将自己从故纸堆里捡来的、未经实践检验的知识碎片奉为圭臬。这种态度导致他们与群众之间形成一道巨大的鸿沟。他们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俨然以救世主自居。然而，对于实际情况，对于群众真正的需求和困难，他们却一无所知。正如列宁所批判的：“实践胜过世界上任何理论性的争论”。
其悲剧在于，他们陷入了理论性的争论而不能自拔，却忘记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脱离实践的必然结果，便是言辞的激进与行动的矮小形成尖锐反差。他们在口头上可以比任何人都革命，他们能抛出最激烈的口号，做出最彻底的承诺。然而，一旦需要付诸行动，需要深入艰苦、琐碎、需要长期坚持的实际工作，需要承担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和责任时，他们便往往退缩、逃避。他们更像是舞台上的演员，享受着聚光灯下慷慨陈词的自我感动，却不愿走下舞台，去参与那满是泥泞的台下工作。
四、“自以为是”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
在哲学世界观上，“自以为是”主义必然表现为一种经典的唯心主义。尽管他们口头上也可能承认物质决定意识，但在分析具体历史和社会问题时，其思维方式却不由自主地滑向唯心主义的泥潭，即认为观念、精神、意志、道德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唯心史观在主体问题上的表现，就是英雄史观。既然观念是历史的主宰，那么发现和掌握这些观念的天才、英雄、先知自然就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广大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群众，则被视为惰性的物质和需要被引导的群氓。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很容易将自己代入英雄或启蒙者的角色。他们以先觉者自居，认为自己肩负着唤醒和拯救后觉者的使命。这种救世主心态，使其表现出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看不起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智慧，习惯于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这与无产阶级的群众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唯心史观在价值评判上的表现，就是道德主义。他们不是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不是将历史人物和事件置于具体的、矛盾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而是手持一把抽象的道德尺子去丈量一切，进行简单化的褒贬。对于历史上那些在客观上是进步的、但形式可能显得残酷的社会变革，他们往往会基于其肤浅的道德感进行道貌岸然的谴责。这种道德化的历史解读，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辩证法和历史进步的代价问题。
“自以为是”主义不仅在世界观上是唯心的，在方法论上则必然表现为形而上学的僵化思维。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根本对立，习惯于用孤立、静止、片面、绝对的视角去观察和处理问题，无法理解事物的普遍联系、永恒发展和内在矛盾。
形而上学方法的首要特征，是割裂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由于其生活与实践范围的狭隘性，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他们观察社会现象时，不能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错综复杂的联系之网中，而是将其抽离出来，进行孤立的、就事论事的考察。在讨论社会问题时，他们倾向于将问题归因于某个单一的、道德化的因素，而无法透视其背后深刻的经济结构和制度性矛盾。
形而上学方法的另一个特征，是认为事物是静止的、永恒不变的。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的头脑中，往往充斥着一系列抽象的、凝固的“永恒真理”和“终极模式”。他们用这些僵死的教条去裁剪活生生的、始终处于流动和发展中的现实。他们不能理解真理是一个过程，认识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当革命阶段发生转变，当党的策略根据变动着的客观形势做出必要调整时，他们不是去研究新条件、新问题，而是在各种旧条文里寻章摘句、带着答案找问题，表现出十足的保守性和顽固性。
形而上学方法最普遍、最有害的表现，是其片面性和绝对化，它否认事物的矛盾性，否认矛盾各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在“自以为是”者看来，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是就是绝对是，非就是绝对非。他们不懂得“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一基本的辩证原则。在历史上，这种思维导致他们在政治上和策略上好走极端，常陷于要么是“左”倾冒险主义、要么是右倾投降主义的摇摆之中。
与上述特征相关，形而上学的方法必然崇尚抽象的原则，而拒绝具体的分析。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热衷于背诵一些抽象的公式，如“自由”“民主”“公平”，并把这些公式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同各国的具体国情、历史阶段和阶级力量对比，企图千篇一律地套用。毛泽东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而“自以为是”者恰恰相反，他们企图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所有的锁。
“自以为是”主义必然表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感受、个人的名誉、个人的自由置于集体利益、阶级利益和革命纪律之上。这是由其小私有者的经济根基所直接决定的。
小商品生产者的经济活动，是以个人或家庭为本位的。这种生存方式，使他们习惯于从自我这个中心点出发，去观察和衡量整个世界。他们的价值坐标体系，是以个人利益的得失、个人欲望的满足、个人成就的实现为原点的。集体、社会、阶级，在这些“自以为是”者看来，往往只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工具或背景。
历史上，在革命队伍或集体生活中，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特殊感，并具备一种例外心理。他们要求集体照顾其个人兴趣，迁就其个人习惯，满足其个人要求，却不愿使个人利益丝毫服从于集体利益。当集体决定与个人意愿相符时，他们尚可表现积极;一旦发生矛盾，不满、抱怨、消极怠工甚至公开对抗便会接踵而至。
这种个人主义在组织问题上，必然表现为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渴望一种绝对不受限制的个人自由。他们将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特别是其中的集中和纪律，视为对其个性的束缚和压制。他们崇尚所谓的绝对民主，要求无限制的批评自由，却不愿承担批评后应有的责任，更拒绝执行经民主集中后形成的集体决议。列宁曾痛斥这种无政府主义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今天，小资产阶级思想并未随生产资料改造而消失。它以碎片化、日常化的方式继续渗入各类组织，生活资料主要靠自己单兵经营，生产与生活边界模糊。这种生存状态天然把“我”置于价值计算的圆心，把集体视为可选项，把纪律视为可议价对象。一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渴望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领袖或导师，而不能忍受充当一名默默无闻的螺丝钉。他们追求轰轰烈烈，看不起平凡、琐碎的具体工作。他们的工作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博取掌声、赢得声望、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因此，他们喜欢大搞特搞形式主义，追求表面上的影响力，而不注重深入踏实、持之以恒的基础性工作。
五、批判“自以为是”主义的根本指向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种改变，既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是对主观世界的超越。正是在这个统一的过程中，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解放，而个体也才能最终摆脱“自以为是”主义的幼稚病，获得精神上的成熟与自由。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真理不是一种用来炫技的智力游戏，而是指导行动并接受行动检验的武器。
对“自以为是”主义的批判，最终指向一个根本命题，就是说，人的改造与社会改造的辩证统一。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是因为追求道德的纯洁，而是因为这种思想阻碍着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和有效改造。历史已经证明，每当革命事业遭遇挫折，往往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干扰密切相关。从第二国际的破产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从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偏差到建设过程中的形式主义，背后都有“自以为是”主义的影子。
在新时代的伟大进程中，克服这种幼稚病具有特殊紧迫性。我们面临的挑战越复杂，就越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任务越艰巨，就越需要紧密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真正的革命性不在于言辞的激烈，而在于行动的坚韧。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自封的，而是在艰苦实践中锤炼出来的。他必须既要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又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谦卑;既要掌握最先进的理论武器，又要扎根最朴实的实践土壤。
“自以为是”主义的根治，不是靠道德自省或理论清谈所能实现，它要求一场深刻的存在方式转变，即从孤立的个体状态投身于集体的阶级实践。这一转变的根本途径就是主动的与群众、与现实相结合，这一结合是双向的改造过程。只有在与群众共同劳动、共同实践的过程中，才能打破由旧式分工造成的脑体对立，洗刷轻视劳动、轻视实践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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