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一些出版社大肆重复出版所谓“民国史学大师”的著作，其中包括大肆重复出版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有人统计，已有约50种大陆出版社出版的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少出版社早就已经是“公司”和商人了，出版社追逐经济利益是可以理解的。大肆重复出版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在经济上大概是能赚钱的，但好像也赚不了什么大钱。那又为什么不断地大肆重复出版这本历史上的著作呢?说明一些出版社在努力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更有政治、社会、文化的意图。
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在历史观、政治观、现代化理论等方面存在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早就有人指出，并不断有人指出。近几十年来，不断有人把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及其他论著的错误观点进行肯定并大肆宣扬。一些出版社大肆重复出版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为了宣扬蒋廷黻之类的错误的历史观、政治观、现代化理论。例如，有一家出版社宣传、炒作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学界公认的传世经典”“代表了现代学术的发展方向”“最受欢迎的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之类的错误的历史观、政治观、现代化理论，有其时代条件、环境，其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社会观等及其立场，有其时代、历史的局限性。今天那些肯定、宣扬蒋廷黻观点的人，自然也有其观点和立场。他们是什么样的观点和立场，不是昭然若揭吗?他们是用蒋廷黻之类的观点来表达他们的历史观、政治观、现代化理论。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蒋廷黻之类的错误观点已不足为奇，奇的是那些今天还在不断地宣扬、鼓吹、炒作蒋廷黻之类的错误观点的人。
历史证明，蒋廷黻的近代化主张或者现代化主张是错误的。蒋廷黻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1]“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2]把能否实现近代化作为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唯一根本问题，是蒋廷黻的一个明显的、关键的错误。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的根本问题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能否实现独立、中国人民能否实现解放的问题。近代化问题，只是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重要工具、手段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近代化是手段，不是目的。蒋廷黻的错误之一，是把手段当作了目的。在近代中国，近代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中国的工业、交通、军事、教育、通讯等等都有发展、进步，甚至是空前的发展、进步。但是，近代中国的近代化(当时的现代化)，特别是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主导的现代化，并没有改变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或者社会性质,甚至反而加深了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封建化。是近代中国的革命结束了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独立，实现了人民解放，同时也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取得当代这样的成就。如果中国按照蒋廷黻之类的近代化主张或者现代化主张来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成功地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也不可能取得当代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历史已经证明蒋廷黻之类的近代化主张或者现代化主张是错误的，但是今天为什么一些人还要推崇、宣传这种现代化主张呢?
对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落后、“闭关锁国”等问题要具体分析。鸦片战争之前的清王朝，在科学技术、生产工具、军事、政治等方面与西方列强相比确实是落后的，但在文化方面，中国文化就有不落后的方面。在“闭关锁国”问题上，清政府实行“海禁”的时间很短，只有几十年，不能把鸦片战争前的整个清王朝都说成是“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实行“海禁”主要是为了对付郑成功等反清力量。清王朝的“自主限关”政策是具有一定开放程度的开放政策。蒋廷黻深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把中国的一切都看成是“中古的”、落后的、封闭的。蒋廷黻根据他的“近代化”史观构建的中国近代史的理论、话语、叙事及其书写与出版，突出近代化，其目的是否定革命，特别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近几十年来，一些出版社大肆重复出版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在客观上已经产生了否定革命的效果，产生了用“近代化”史观否定革命史观、否定唯物史观的效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在当代中国，产生了“野史”的作用。由于一些人的逆反心理，不信正史信野史，使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有不少的读者，产生了冲击甚至否定正史的作用。这些作用，出版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那些出版社的相关人士不会想不到吧。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鼓吹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现代化)，就是否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否定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的报告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否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也否定了蒋廷黻之类的现代化(近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目标和方向，打破了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否定了以资本为中心的、两极分化的、物质主义膨胀的、对外扩张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还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蒋廷黻的“近代化”史观，以能否“近代化”、是否“全盘接受西洋文化”、“西化程度的深浅”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的。蒋廷黻不能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书写并出版鼓吹妥协退让、鼓吹近代化、鼓吹落后就不能抵抗的观点，其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其影响是非常恶劣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逐步上升为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而蒋廷黻却鼓噪妥协退让投降的不抵抗主义。他说：“我国当前最急要的事业，无疑地，是国家整个的现代化。为完成这事业，无疑地，我们需要‘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为获得这友善态度”，“唯有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利益及中日经济合作这一条路”。[3]蒋廷黻认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之前，不能进行抵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战争。他说：“如果中国的近代史能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其最大的就是：在中国没有现代化到相当程度以前，与外人妥协固吃亏，与外人战争更加吃亏。”[4]“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5]不少右翼学者有蒋廷黻这类观点。严重的问题是当代中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观点被大肆宣传，持这类观点的人被被大肆赞扬。不论从当时(蒋廷黻撰写和出版其论著的时期)还是从现在来看，蒋廷黻的“近代化”史观，都是错误的历史观;蒋廷黻的现代化(近代化)理论，都是错误的现代化(近代化)理论。蒋廷黻主张的“中国近代化”，是主张中国西方化，是要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6]，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并且要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西方化、实现近代化(现代化)。在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上，蒋廷黻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20世纪上半个世纪中，虽然有一些中国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远多于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人。中国近现代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复兴中华民族。很明显，大肆重复出版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就是某些人企图借宣扬蒋廷黻之类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陈腐的错误主张，来表达今天的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诉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存在资本的行为。当代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资本的行为，在某些时间、空间，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也让人们对资本主义有了切身的认识。同时，正是当代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资本的行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的东西，带来了贫富两极分化，带来了社会生态的腐败污浊，带来了自然生态的严重污染。正是这些负面的东西，证明当代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代西方的霸权主义国家，他们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不能容忍中国的强大，如果中国是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同样不能容忍。对于他们眼中的共产主义中国，他们更是不能容忍。今天中国的蒋廷黻之类的右翼人士，对当代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这一态度，难道是真的不了解?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蒋廷黻主张的“中国近代化”，是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是私有制的近代化。在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历程中，那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私有制的国家，虽然推进近代化(现代化)有成就，甚至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近代化(现代化)，但是在实现近代化(现代化)同时，社会的不平等更严重了，贫富两极分化更严重了，精神文明滑坡了，优秀传统文化大多丧失了，文明文化衰落了，政治更加腐败了。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我看是历史的倒退。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私有制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是使少数人富裕、使大多人贫穷的现代化。物质、商品、生产资料、科学技术、人工智能等等的社会性质、阶级性质、政治性质，是由它们的所有者的性质决定的。例如，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科学技术、人工智能，自然就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性质。先进的、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人工智能作为生产资料，更有利于它们的私人所有者赚取更多的利润，收割更多的财富，而使用它们的雇佣工人受到的剥削只会更多。清王朝推进的近代化(当时的现代化)，使用了先进的机器、先进的科学技术等，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交通、通讯的发展，促进了军事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但因其是私有制的现代化，再加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腐败等因素，清王朝的现代化，并没有使老百姓富起来，也没有使国家强起来，也没能挽救腐败的清王朝，倒是使少数官僚、资本家富了起来。把这样的近代化(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是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的，也是非常片面的。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用近代化来作主题、主线、主流，其用意和其错误一样是非常明显的。过分强调近代化，自然就淡化了革命，甚至否定了革命，特别是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很明显，大肆重复出版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为了不断地淡化甚至反对中共领导的革命、否定中共领导的革命，制造历史虚无主义的噪声。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攫取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特权，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劫掠中国的财富，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为了控制中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还特别注意在中国扶植、收买代理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中国实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掠夺、渗透，破坏中国文化、文明，破坏、掠夺文物。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是近代中国一切苦难、贫穷和落后的总根源，而蒋廷黻却偏偏强调说：“中国近代的厄运之主要原因，无疑地，是现代化的迟缓。”[7]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出版社怎么不出版(重印)刘大年负责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9月第1版;第二、三册，1984年6月第1版)?怎么不重印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怎么不重印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也鲜有重印的。近几十年来，有人不实事求是地抬高、吹捧所谓“民国的史学大师”，抬高、吹捧近代的右翼史学，贬低马克思主义史学，使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刘大年、胡绳、胡华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左翼史学、革命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被边缘化了。抬高、吹捧所谓“民国的史学大师”，抬高、吹捧蒋廷黻之类的右翼史学，贬低马克思主义史学，其目的是解构、颠覆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学，或者在客观上存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唯物史观，反对共产党的暗示和隐喻，在客观上已破坏了中共的意识形态的结构与体系，否定了中共的革命史。多年来，右翼史学的书写、传播，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构建起来的中国历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近几十年来，史学研究对整体历史、宏观历史的研究少了，对社会形态的研究少了，对历史变迁、发展的规律的研究少了，对个人、团体、家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这些历史碎片的研究多了，对阶级的研究少了。经济史研究多了、热了，但很少有阶级分析，很少研究阶级压迫、剥削，很少研究经济的社会形态。阶级压迫、剥削被解构、书写成“经济”“发展”的历史。文化史研究多了、热了，但很少研究文化的社会形态、规律、大道。社会史研究多了、热了，但很少研究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统治史”“压迫史”被解构、书写成“治理史”。丰富的史料被组合成信息化、网络化、数据化时代的“数据库”“大数据”并正在销售。整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被某些“民族学”“民族史”“多元化”为许多碎片。广袤辽阔的边疆和宏大悠久的边疆史也被某些“边疆学”碎片化了。有关历史研究的整体问题、宏观问题、重大问题的争鸣、论战少之又少。于是，“碎片化”成果多了，史学论著数量增长了，而质量的提升进步却不大。
近几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微观研究的水平提高了，而宏观研究的水平却明显下降了。不少研究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导致研究成果的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都下降了。[8]缺乏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历史研究，逐步走向右倾、保守，甚至反动，少了批判、激情、革命，严重削弱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经世致用的功能。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生态中，蒋廷黻之类的右翼史学著作才能够风行一时。
近几十年来，右翼史学十分盛兴。有的右翼学者宣称他们的学术研究和论著写作要“去政治”“去意识形态”“去革命史”“去宏大叙事”，实际上这些人也像他们说的那样做了。右翼史学不仅打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学派，而且连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学派也不放过。如，近几十年来，他们否定、污蔑郭沫若的言行就是证据。
右翼史学不研究或较少研究社会历史中的社会形态、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不研究或较少研究社会历史中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研究或较少研究历史的本质、规律。右翼史学往往放弃了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把“阶级”变成碎片的“阶层”、个人。
右翼史学的出现，正是史学界近几十年来缺乏理论自信、缺乏文化自信、缺乏理论功底、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
历史研究要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指导，树立大历史观。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研究，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结合历史科学的实际、本质、规律进行研究、探索。要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对人类历史的社会形态问题、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革命史、军事史、战争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艺术史、生活史、劳动史、环境史、灾害史等进行研究、分析、批判，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不平则鸣，对有争议的重大历史问题，应展开争鸣，进行论战。学术研究要有争鸣、讨论，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进步。20世纪我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9]及其他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促进了史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五朵金花”涉及的宏观历史问题，今天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讨论。今天不少学者热衷于历史细节、碎片的研究，像中国农民战争史(农民起义史)这样的重大、宏大历史问题，几乎无人问津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思想作了高度评价，把“等贵贱均贫富”评价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对我国古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革命口号有过敏锐的观察，他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10]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有必要在过去我国史学界对农民战争史研究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对农民战争史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11]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历史研究、党史学习教育，“要防止肤浅化和碎片化”[12]。系统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必须重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不能把整体的、全面的历史碎片化，更不能撕碎历史。研究历史要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13]，通古今之变，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经世致用的功能。
真正的学者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知识分子一贯主张的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明道经世的精神，胸怀国家全局、世界变局，坚持“文道合一”“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不平则鸣”，潜心学术，追求真理，创造思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出版社标明“精装典藏无删节本”)，第2页。
[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出版社标明“精装典藏无删节本”)，第3页。
[3]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出版社标明“精装典藏无删节本”)，第190页。
[4] 蒋廷黻：《论妥协并答天津益世报》，《独立评论》第62号，1933年8月6日。
[5]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出版社标明“精装典藏无删节本”)，第86页。
[6]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出版社标明“精装典藏无删节本”)，第61页。
[7]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出版社标明“精装典藏无删节本”)，第203页。
[8] 张巨成：《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和经验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4页。
[9] 指中国史学界在20世纪50、60年代热烈讨论的五个大问题：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页。
[11] 习近平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第1版。
[12]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13] 习近平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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