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想到一些事，有些芜杂，但总算还是连成了片。
先是记得幼时读史，看见那些帝王将相，总要吃些“贡品”的。什么岭南的荔枝，江南的鲥鱼，山东的胶白，一概贴上黄封条，快马加鞭，送进宫里。百姓们呢，种荔枝的吃不上荔枝，打鱼的吃不上鲥鱼，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后来读书多了些，知道这叫做“任土作贡”，是写在《禹贡》里的。我先前总以为，“贡”是地方对中央的义务，是维系大一统的纽带;后来才渐渐明白，这也是维系“人上人”与“人下人”之别的绳索。倘若大家都吃一样的米，喝一样的水，怎么显出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呢?
这想法大约是不错的。但那时的人毕竟老实，或者说，那时的“特供”还披着一层礼制的外衣。皇上吃的东西，叫“御膳”，官员吃的东西，顶多叫“精馔”，总还算是人吃的东西。不像现在，花样翻新，名目繁多，竟发展成一门玄奥的学问了。
我有一位远房的亲戚，在某处做事，不大不小，算个“吏”罢。有一回喝了些酒，脸上泛着油光，便同我讲起他们圈子里的“特供”来。他说，你们市面上买的那些，什么有机蔬菜，什么土猪肉，那都是幌子，骗骗老百姓的。真正的“特供”，是不走市场的。譬如某处的山头，早就被划了出来，专种稻米，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用的是山泉水灌溉。从插秧到收割，全程有视频监控，每一袋米都有编号，直送特定的食堂和家属院。他又说，某处的牧场，养的猪是听音乐长大的，吃的饲料比人吃的还讲究，那猪肉切成薄片，对着灯看，是透明的，下到锅里，三秒即熟，入口即化。
我听得出神，便问他：“这样的东西，一年得花多少钱?”
他哈哈大笑，说我迂腐：“这岂是钱的问题?这是身份的凭证!你想想，一样的米，你能买到，人家也能买到，那还有什么意思?必须是你买不到，只有我这个圈子里的人才能吃到，这才显出它的金贵来。这就好比前清的顶戴花翎，一品是一品的样式，二品是二品的样式，乱不得的。”他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着一种奇异的光，大约是优越感，但我总觉得那里面还有些别的什么，像是守着一个秘密的窃喜，又像是唯恐失去什么的恐慌。
我于是悟了。中国的许多问题，根子就在这个“别”字上。《礼记》里讲“礼辨异”，礼的作用，就是把人与人区别开来。君臣、父子、夫妇，各有各的位置，各守各的本分，各用各的器具。这原本是为了定分止争，但推衍开来，便成了层层叠叠的特权架构。吃饭的碗要分，坐的车要分，住的房子要分，自然，吃的东西更要分。不但要分，还要分得精细，分得严密，分得理所当然。
这种“分”的艺术，到了极致，便是“特供”的学问。我疑心，现在有一些人，他们的全部人生价值，就维系在这些“特供”上了。他们的学问，不在于治国安邦，而在于辨识哪一瓶酒是从哪一个地窖里取出来的;他们的本事，不在于为民请命，而在于搞到一箱不贴标签的“内部烟”。他们在外面是威风凛凛的人物，一到了那个“特供”的圈子里，便互相攀比，互相吹捧，仿佛一群得到了稀罕玩具的孩童，只不过他们的玩具，是百姓们的血汗罢了。
最妙的是，这“特供”的链条，早已超出了吃食的范畴，蔓延到了医药、教育，甚至空气和水。我有一次听人说，某处建了专供的医院，里面的设备自然是最先进的，医生自然是最顶尖的，药自然是最有效的。老百姓在医院里排队等号，等得心急火燎，而那边的病房，却是窗明几净，护士的笑容也格外温柔。我又听说，有些地方的住宅区，围墙上装了空气净化系统，外面的雾霾再重，里面也是一片清新。我于是想，将来或许连阳光也要“特供”了罢——当然，这有些想远了，但愿只是我的杞忧。
但由此却引出一个问题来：这些人，吃着“特供”的米，喝着“特供”的水，呼吸着“特供”的空气，他们的身体便真的金刚不坏了吗?我看也未必。历史上那些穷奢极欲的，往往短命;而那些粗茶淡饭的，倒常享高寿。过分的“保护”，反而养出了一身娇嫩的富贵病。而且，他们的心里，恐怕也是不安稳的。他们一面享用着这些“特供”带来的优越，一面又生怕有朝一日失去了它。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病，怕是比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问题，更要命一些。
话又说回来，食品安全，于老百姓而言，倒真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我们吃的地沟油，是“特供”给我们的;我们喝的毒奶粉，是“特供”给我们的;我们呼吸的雾霾，也是“特供”给我们的。只不过，此“特供”非彼“特供”，一个是天堂的馈赠，一个是地狱的配额。老百姓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练就一副铁胃钢肠，在毒与毒的夹缝中顽强地活下去。这大约也算是一种“自然选择”了——能活下来的，都是精英。
古时候有一个笑话，说某朝某代，闹了饥荒，百姓没有饭吃，皇帝便问：“何不食肉糜?”这笑话流传了千百年，人人都笑那皇帝昏聩。但如今想来，那皇帝恐怕是真不知道民间疾苦——他身边的肉糜是“特供”的，又肥又美，他便以为天下的肉糜都是这般滋味。现在的某些人，吃着特供的有机米，喝着特供的纯净水，便以为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解决了，老百姓都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看不见地沟油，看不见毒大米，因为那些东西，是永远也进不了他们的“特供”圈子的。这是一种何等精致的隔绝!一种何等彻底的遗忘!
这种隔绝与遗忘，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致命的。它割断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最后的血脉联系。当一群人不需要呼吸同样的空气、不需要吃同样的食物、不需要面对同样的生老病死时，你还能指望他们为另一群人制定出什么良善的政策来?即便有，那也是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感知民间疾苦的能力，他们的味蕾、他们的肺腑、他们的神经，都已经被“特供”宠坏了，麻木了。
所以，“特供”这东西，看似是几袋米、几斤肉的小事，实则关乎国运兴衰的大体。它是一个缩影，一种象征，一块竖在人心之间的高墙。墙里的人，以为自己在天堂;墙外的人，仰望那高墙，心中是羡慕、嫉妒，还是仇恨?或者，已经麻木了?
夜深了，我搁下笔，推开窗，外面是沉沉的夜色。远处有些灯火，明灭不定，不知道是哪家的“特供”食堂还在忙碌。我忽然闻到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既不是米香，也不是肉香，倒像是某种铁锈的气息，混着些微的腐臭。我赶紧关了窗，心里却明白：这大约便是我们的“特供”空气了。
这真是伟大的时代，这真是伟大的创造。
但愿这“特供”的围城，终有一日，会被历史的洪流冲垮。到那时，米还是米，肉还是肉，人还是人，大家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水，得一样的病——那样不体面的平等，怕是有些人万万不敢想的罢。
但我盼着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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