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系列公共事件，让“上层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重新变得具体起来。
从刘翔与体育系统的争议，到明星行业的财富分化;从高校学术权力引发的讨论，到董宇辉、小杨哥等头部主播的起落——这些看似无关的事件，都在提醒我们：
今天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不能简单归入无产阶级，也不能简单归入资产阶级的复杂社会层。
这就是不得不讨论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一、不能用“有钱没钱”简单划分阶级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首先考察的不是收入，而是生产关系：谁占有生产资料?谁支配谁的劳动?谁通过雇佣劳动取得剩余价值?一个人主要依靠什么获得收入?
因此，一个收入较高、但没有企业和大量生产资料、主要依靠自己劳动生活的人，并不能仅仅因为“有钱”就被划为资产阶级。
但现代社会又产生了一批特殊群体。
他们可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工厂、土地和大量资本，却拥有：稀缺知识、专业资格、社会声望、个人品牌、职业权力以及一定的资源整合能力。
这些东西本身未必是传统生产资料，却可以转化为收入、社会地位乃至财富。这正是今天重新讨论小资产阶级的意义。
二、上层小资产阶级并不是一种单一形态
第一种：稀缺专业资本形成的知识精英这里尤其要区别于普通专业劳动者。
普通教师、工程师、医生、程序员，并不会因为拥有专业技能就自动成为小资产阶级。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那些已经拥有高度稀缺的专业能力、职业资格、社会声望和资源整合能力的人。
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可能表现为：
知识资本、专业资格、学术声望、职业权威和社会网络。
这些资源可以转化为更高收入、更大社会影响力，甚至进一步转化为企业和财产。
钟南山、颜宁、王小川等，可以作为理解这种社会位置的具象化样本。当然，这不是对具体个人进行最终的阶级定性，而是帮助我们理解一种社会类型。
其核心特征是：个人专业能力已经高度稀缺化，并能够形成超出一般劳动收入的社会资源。
第二种：个人品牌形成的明星型小资产阶级
“明星”同样不能被当成一个统一阶层。
群演、普通演员、普通艺人，往往仍然主要依靠出售自己的劳动能力生活，收入不稳定，议价能力甚至可能低于普通工薪劳动者。
再往上，是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商业价值的职业艺人。他们仍然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但已经拥有较强的个人品牌和市场议价能力。
到了头部明星、顶尖运动员，其劳动成果则可能形成巨大的个人资本：劳动→荣誉与流量→个人品牌→商业价值→财富积累。
刘翔就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案例。
而当一个明星进一步拥有大量房产、股权、金融资产，并越来越依靠财产性收入生活时，其社会位置又可能继续向食利阶层甚至资产阶级移动。
所以：群演不是头部明星，头部明星也不必然是资本家。
明星内部本身就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
第三种：平台经济形成的流量型小资产阶级
董宇辉、小杨哥、李佳琦等头部主播，则代表了平台经济创造的新形态。
他们能够把：知识、表达能力、人格形象和流量转化为巨大的商业资源。
其路径可以概括为：个人劳动→流量与个人品牌→商业转化→财富积累。
他们与普通工人不同，但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传统大资本家，而是处于劳动者、个人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相互交织的位置。
第四种：小生产者和经营者
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以及部分创业者，则是更加传统的小资产阶级。
他们拥有一定生产资料，并可能雇佣少量劳动者。
他们既不同于完全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也没有形成大规模资本对社会生产的支配。
第五种：财富积累后的食利化
还有一类人值得特别警惕：他们最初依靠劳动取得财富，随后将财富转化为房产、股票、股权等资产。
当财产性收入越来越超过劳动收入时，其社会位置便可能逐渐脱离劳动者，向食利阶层乃至资产阶级移动。
因此，小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静止的终点，而是一个不断发生分化的社会位置。
三、普通高校教师不能被简单归入上层小资产阶级
这是讨论知识劳动者时尤其需要澄清的一点。
一个没有企业、没有大量资产、主要依靠工资生活的高校教师，首先仍然是知识劳动者和工薪劳动者。
尤其是公立高校教师，其工资主要通过国家财政和社会再分配体系实现;教育、科研本身又具有明显的精神生产和公共服务性质，不能简单套用私人资本雇佣工人的模式。
因此：财政供养不等于小资产阶级，收入较高也不等于资产阶级。
但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内部确实存在明显分化。
普通青年教师可能面对：合同化、考核化、基金竞争、职称压力和越来越高的劳动强度。而少数拥有巨大科研资源、行政权力、学术声望和社会资本的知识精英，则可能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
因此，我们真正应该讨论的是：知识劳动者内部正在发生怎样的阶层分化?
而不是把整个高校教师群体一概归入小资产阶级。
四、精神生产者同样需要阶级分析
教育、科研、体育、文化艺术等属于重要的精神生产和服务劳动。
它们与钢铁、汽车、粮食等物质生产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公共教育、公共科研、公共体育领域，国家财政承担着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
因此，分析这些劳动者，需要同时考虑：劳动关系、公共财政、社会再分配和职业等级。
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生产者脱离了阶级关系。
谁拥有科研资源?谁拥有学术评价权?谁可以获得更多基金?谁承担越来越多的教学和科研劳动?谁拥有行政配置资源的能力?
这些问题同样会产生阶层分化。
所以，“教师”“科研人员”“运动员”都只是职业名称，并不是完整的阶级概念。
五、刘翔、头部主播与高校教师：不能混为一谈
三者最重要的区别，恰恰在于其经济基础不同。
普通高校教师主要是：知识劳动→工资→社会再分配→劳动力再生产。
他们首先属于工薪知识劳动者，不能因为收入或职业地位高于普通工农，就直接划入上层小资产阶级。
刘翔则体现：竞技劳动→个人品牌→市场交换→财富积累。
他已经通过个人劳动形成了巨大的个人资本，并具备进一步财富食利化的条件，因此可以作为研究上层小资产阶级向食利阶层运动的案例。
头部主播则体现：个人劳动→流量与个人资本→商业转化→财富积累。
三者表面上都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但其社会位置完全不同。
这恰恰说明：阶级分析不是给“高收入者”统一贴标签，而是要追问财富和社会地位究竟建立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之上。
六、为什么今天知识劳动者又越来越接近普通劳动者?
这里出现了一个值得左翼特别关注的变化。
过去，人们容易把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等看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知识精英群体。
但随着教育和科研越来越组织化、考核化、合同化，越来越多知识劳动者开始发现：高学历并不意味着拥有生产资料。
专业能力也不意味着能够完全支配自己的劳动。
一个青年教师可能要面对论文、基金、考核、合同和职业晋升压力;
一个科研人员可能同样需要出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能力。
于是，他们与产业工人、程序员、平台骑手、网约车司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共同性：
大家都越来越需要依靠出售自己的劳动能力才能维持生活。
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差异消失了，而意味着劳动者内部出现了新的连接条件。
七、左翼应该怎样对待上层小资产阶级?
因此，“有钱就是敌人”和“受到压迫就是同志”都不是成熟的阶级分析。
对于普通高校教师、青年科研人员、普通技术人员等主要依靠劳动生活的人：
应当作为劳动者积极团结，同时进行必要的思想批判。
对于一般小资产阶级：
团结与批判并重。
对于刘翔这样的富裕运动员、头部主播以及富裕专业人士：
在具体利益上可以联合，但不能因为共同面对某种制度性问题，就放弃对其阶层局限的分析。
对于已经高度食利化、主要依靠资产收益生活的人，则需要进一步判断其是否已经跨越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
所以，左翼真正需要避免的，是把阶级分析变成财富审判或者道德审判。
八、不得不说，但不能简单化
今天中国社会越来越知识化、平台化、专业化，传统的小资产阶级也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的小资产阶级主要表现为小农、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业主;今天则出现了：知识精英、明星、运动员、头部主播、技术创业者、文化创作者、小企业主等新的社会类型。
但他们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阶级。
有人可能向下流动，重新成为普通劳动者;有人可能与劳动者形成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有人可能保持小资产阶级位置;有人则可能随着财富积累和食利化，最终进入资产阶级。
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给每个人贴上一张永久不变的阶级标签，而是考察：他的财富从哪里来?他的劳动关系是什么?他的利益正在与谁接近?他的社会位置正在向哪里运动?
阶级不是一张永久不变的身份证，而是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现实位置。
而对于今天的左翼而言，真正值得研究的，也许正是这片不断分化的地带：那些拥有知识资本、个人品牌、专业资格或者一定财富，却又没有真正控制社会生产资料的人，最终会走向哪里?
这不仅是上层小资产阶级自己的问题，也是我们重新思考“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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