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英的傲慢:何不食肉糜的新编

张丹丹,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坐在北大绿树成荫的校园里,喝着咖啡研究“零工经济”。她研究的是数据的波动,不是人的处境。
她说:“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聊一波》财经访谈节目,2026年)
两亿灵活就业者。送外卖的,跑网约车的,在风雨里穿梭的,被算法精确计算到每一分钟的。他们是为了“自由”才去送外卖的吗?是因为“没得选”——没有保障,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五险一金,没有明天。
张教授的“福利”,是风吹日晒。张教授的“自由”,是算法鞭打。张教授的“选择”,是别无选择。
汤家凤怒批:“你怎么不放弃编制,去当外卖骑手?”
她不去的。她的“福利”是学术头衔,是事业编制,是校园围墙。她的“灵活”是研究别人灵活。她的“自由”是定义别人不自由。
什么叫“何不食肉糜”?这就是。晋惠帝说百姓没粮吃肉粥,张教授说骑手没社保有自由。两千年过去,精英的傲慢一点没变,只是换了一套学术术语。
再看王福重。北大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出身农民家庭。

他说农民“懒惰愚蠢,不尊重劳动,没有价值”,“汗滴禾下土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公开演讲视频)
他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在农民盖的楼里,站在农民供起来的讲台上,对着镜头说——农民没有价值。
这不是学术观点。这是投名状。用侮辱底层来讨好流量,用背叛出身来标榜“精英”。
他的逻辑很清楚:谁掌握话语权,谁就有权定义谁有价值。这叫什么?这叫精英法西斯主义。
我们的教育,培养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朝上看美国,朝上看资本,朝上看权贵。唯独不朝下看。因为下面站着十四亿人,太“土”了,太“沉”了,不值得他们低头。
二、学术投机者:把一切变成生意
孙宇晨,北大历史系2011届,总分第一毕业。

18岁,群发200字自我介绍联络全系。21岁,竞选学生会主席,上演“失踪”制造受害者人设拉票。29岁,以456万美元拍下巴菲特午餐,全球炒作,临期“肾结石”取消,半年后秘密赴约,餐费515美元由巴菲特买单。34岁,把恋爱隐私写成6000字长文,霸占热搜,同日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民生议题被挤占。36岁,币圈人送外号“孙割”,2023年美国SEC指控其操纵市场、对敲交易超60万次,2026年以1000万美元和解。
十八年。从北大历史系的课堂到币圈的割韭菜,从学生会选举的“受害者叙事”到恋爱隐私的流量变现。
他把一切都工具化了。感情是工具,隐私是工具,北大的标签是贴在最前面的金字招牌。
李国庆说:“北大校友以他为耻。”(社交媒体公开表态,2026年8月)
耻的不是他败了。耻的是他太“成功”了。他用北大的光环证明了:规则可以玩弄,情感可以拍卖,良知可以标价。18岁就知道用转系“降维打击”避开竞争,36岁还在用同一套逻辑“降维打击”道德底线。
币安创始人赵长鹏也发文批评其人身攻击行为。(社交媒体,2026年8月)
我们的教育,给了他们最高的分数,最好的平台,最亮的标签。却忘了问一句:你准备用这些去做什么?去造福人民,还是去算计人民?
三、精神的殖民地:跪着的学问
乔晓春,北大教授。

他说:“中国博士生还不如美国普通小孩。”“中国根本没有一流大学,因为不用英文教材。”(公开讲座记录)
按照乔教授的逻辑:牛顿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用的拉丁文。所以英国没有一流科学?爱因斯坦写相对论,用的德文。所以德国没有一流物理?
把“语言”等同于“文明”,把“西方”等同于“标准”。这不是学术判断。这是精神上的殖民地心态。洋人说什么,什么就是对。洋人用什么,什么就是好。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他跪着做学问,却要求学生也跪着。
江学勤,北大附中国际部前高管,耶鲁毕业。

他写了一堆书,全盘否定中国应试教育,推崇西方“博雅教育”。靠批评中国吃饭,靠赞美美国拿钱。
然后他移居美国洛杉矶。
落地三天。三天。他录了视频,“求饶”,说自己“被西方意识形态洗脑了二十年”,想回国向十四亿人道歉。
三天击碎二十年。为什么?因为他亲眼看见了洛杉矶街头的帐篷、毒品注射器、枪击警笛、“零元购”。他之前鼓吹的“美国天堂”,原来遍地是“美国地狱”。
讽刺吗?最讽刺的不是他“觉醒”了。而是他“觉醒”的原因——不是因为读了什么书、想了什么理,而是因为市场失灵了。“美国梦”破产了,“中国批判”卖不动了。
他不是良心发现。他是投资失败。梦想破灭了想回来,回来的不是“觉醒的知识分子”,是“亏了本的投机客”。
网友不买账:“当年靠啃噬祖国尊严换取名利,如今西方光环褪去又想回来。”
我们的教育,花了多少课时讲西方如何伟大,又花了多少课时讲中国如何站立?培养出一批精神上的殖民地居民——他们的人在中国,心在华盛顿;他们的嘴批判祖国,手数着美元。
四、制度的“内鬼”:用学术杀人
孙东东,北大法学院教师,司法鉴定室主任,参与《精神卫生法》起草。

2009年,他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3月采访)
“负责任地说”?数据在哪里?样本多少人?随访几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顶“精神病”的帽子,随手扣在成千上万跪在政府门口求公道的农民头上。
“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扰乱社会秩序。”(同次采访)
翻译过来:你上访,你就有病。你有病,我就能治。我治你,就是保障人权。
这是什么逻辑?这是把“维权”病理化为“妄想”,把“诉求”污名化为“症状”,把“强制”美化为“治疗”。
他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这才是最可怕的。一旦“上访=精神病”的逻辑被写进法律,每一个走投无路的维权者都可能被强制“治疗”。北大的法学教育,教出来的不是捍卫权利的人,是用术语消灭权利的人。
2009年4月,他道歉了。道的是“表述不当”,不是“观点错误”。99%的数据来源?没有说明。对受害者的歉意?没有表达。
访民王淑花起诉他,索赔1元。为什么是一元?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让这个居高临下的专家知道:你扣帽子的时候,下面坐着的是活人。
我们的教育,教出了多少这样的“专家”?他们用学术术语包装偏见,用权威身份压制弱者,用法律制度固化冷漠。他们站在讲台上,背后站着权力;他们坐在法庭上,对面跪着人民。
五、叛国者:祖国的敌人
石平,北大哲学系1988届公派留学生。

1988年,中国送他出去。2007年,他加入日本籍,改名石平太郎。然后他说:南京大屠杀是“南京大谎言”。(石平出版物及公开言论)日本应该发展核武器,对抗中国。(同上)中国汶川地震,日本不应该援助。(同上)
他说:“生在中国是我一生的耻辱。”又说:“中国人是人类中的病毒。”(公开访谈)
一个被中国公费培养的人,一个在北大学过中国历史的人,用祖国给他的知识,反过来否定祖国的历史、羞辱祖国的人民、支持祖国的敌人。
2025年9月,外交部点名制裁:财产冻结,禁止入境。
制裁的不是一个“日本人”。是一个曾经被中国教育培养出来、最终反噬中国的怪物。他从北大的课堂,走向靖国神社的参拜队伍。走的是一条用祖国血肉铺成的人血馒头路。
余杰,北大中文系硕士,流亡美国。
他说:“美国终于圆了我做不成中国人的美梦。”(余杰公开言论)发誓要“解构中国”。(同上)
什么叫“做不成中国人”?不是别人不让他做。是他自己不做中国人该做的事。一个连自己祖国都要“解构”的人,有什么资格谈“建构”任何东西?他不是流亡者,是叛逃者。他不是批评家,是文化买办。
焦国标,北大副教授。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三名记者牺牲。他在课堂上说:这是“误炸”,不该追究。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他写诗《致美国兵》,吹捧美军是“正义的脊梁”,扬言“来生只当美国兵”。还提出:中国应该分裂成七个国家。
2012年,警方处理。北大开除。美国资助中断。回老家卖字为生。
他所谓的“学术自由”“普世价值”,一个月多少美元?资助断了,脊梁就弯了。诗不写了,国不卖了,字倒卖了。
我们的教育,拿出多少资源培养了这些人?公派留学的名额、课堂上的讲台、学术圈的地位——给了他们。他们回报了什么?否认南京大屠杀,吹捧美国侵略者,主张分裂祖国。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锅。然后说:这锅,本来就不是我的。
六、结语:谁在造就怪物?
历数这五层“耻”——从张丹丹的何不食肉糜,到孙宇晨的工具化一切,到乔晓春、江学勤的精神跪拜,到孙东东的学术杀人,到石平、余杰、焦国标的叛国投敌。
他们各不相同。又完全一样。
他们的眼光,永远是朝上的。朝上看美国,朝上看资本,朝上看权贵。唯独不朝下看。
一百年前,北大的学生上街呐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喊的是民族的尊严、人民的权利。一百年后,北大的教授说灵活就业是“福利”,说上访者是“精神病”,说中国教育不配“一流”,说祖国分裂也可以“商量”。
北大的校训写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的“思想”里,有“劳动者不配享受保障”的自由,有“中国不配称为一流”的包办。唯独没有“为人民服务”这一课。
北大的校徽上两个字——“北大”。拆开看,是“北”与“大”。北是方向,大是格局。可这些精英们,方向朝西,格局朝上,唯独缺了一个字——“人”。
我们质问:
是选材标准出了问题?为什么只选“状元”,不选“赤子”?
是课程设置出了问题?为什么西方经典是必修,《毛选》是选修?
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为什么发英文论文是“一流”,蹲点农村就是“土气”?
是校园文化出了问题?为什么精英抱团取暖,底层声音永远缺席?
如果教育培养出的是一群只会朝上看、朝外看、朝钱看的人,那这教育,就该被人民重新审视。
人民养活了北大。人民的税收建了教学楼,人民的血汗发了教授工资,人民的子弟在考场里拼杀才撑起了这所学校的声誉。
可这些“精英”们,转过身来,对着人民吐口水。
谁给了他们这个资格?谁给了他们这个胆子?是制度的漏洞,是评价的扭曲,是三十年来“一切向西方看”的文化自残,是“精英教育”对“人民教育”的背叛。
北大的耻辱,不只是北大的。它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镜子。镜子里照出的,是一个时代的病灶。
治这个病,办法只有一个——把教育的方向,重新对准人民。让学者蹲下去,让课堂沉下去,让知识回到它该去的地方。
否则,今天培养的是“北大之耻”,明天站起来的就是民族的敌人。
我们在等。我们等得起。但我们不会永远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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