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再启中国开放征程》，日本《每日新闻》9月28日报道，香港《南华早报》网站9月27日报道，德国《商报》网站9月27日报道，彭博社网站9月27日报道，德国之声电台网站9月28日报道，香港《南华早报》网站9月28日报道，英国《金融时报》9月26日报道，英国《金融时报》网站9月27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27日报道。
自贸区的实质就是中国的一个“法外之地”，确切些说，就是把一块原本属于中国境内的领土改变成境外的领土。因此，才有人说，上海自贸区是另一个香港。当然，根据汉奸卖国贼及其走狗的说法，这个“法外之地”不仅要推广到整个上海，而且还要推广到全国，并且，走狗们表示，如果相关国企不加快“改革”的话，那么就会无法适应自贸区推广到全国后的形势，因而，这等于是在说，这个推广进程本身已经有了一个确定的时间表，并且，这个推广进程本身完全是作为一种外部的要求来进行的，既不管“自贸区试验”本身是否会成功，也不管中国的民族企业自身是否已经有承受这种改革开放的能力。
当然，上海自贸区与香港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香港是一个殖民地，是英国以战争手段打败中国后的战利品，而上海自贸区则是在中国政府宣称中国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盛世的情况下主动割让出去的一块领土。在上海自贸区内，正因为外资所受到的限制比其在中国境内所受到的限制要少得多，因此，外资所享受到的是超国民待遇，而不是中国政府宣称的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换言之，中国政府宣称的外资在自贸区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这个说辞是对中国人民赤裸裸的欺骗。有的网友希望看到对自贸区具体条款的分析，实际上，就自贸区本身的性质来说，只要知道这么一点就足够了，就是外资在自贸区中所受到的限制要比其在中国境内所受到的限制要小，至于外资在那些具体的方面受到了优待，那已经是次要问题了。也正因为外资在自贸区内获得了特别优待，所以上海自贸区就具有了租界的性质。因此，在当今盛世下，中国的边境不是向外拓展了，相反，还向内收缩了。改革开放时代最大的创新成果就是一个不断丧失掉主权权益的盛世。
关于国有资产是如何流失的问题，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多次了。主流媒体上是几乎不谈这个问题的，即便有所触及，也没有谈到本质。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与资本本身的性质有关，因此，如果要谈及本质问题，那么就一定要谈资本本身，如此一来就会彻底戳穿改革开放中的各种打着改革开放旗帜搞的卖国肥私和窃国肥私的把戏和阴谋。
看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分析资本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马克思是从社会总资本出发去考察资本运动的，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是从个别资本出发考察资本运动的。因此，从马克思的角度看来，社会总资本不仅是他分析资本运动的起点，而且也是特殊资本相互之间过渡的中介，最后当然也是分析资本运动的终点。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利润、地租相互之间的过渡都要以社会总资本为中介，然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正因为他们是从个别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运动的，因此，在他们看来，这些特殊资本之间是没有有机统一的关系的，换言之，这些特殊资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的，由此，他们就割裂了这些特殊资本之间的联系。也正因为可变资本(也就是工资)与利润没有必然联系了，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才理所当然地不会承认利润(利润总额与剩余价值总额相等)是由工人创造的。同理，银行资本家也不会认为自己通过放贷收取利息会有什么不妥，土地所有者也会认为自己收取地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总之，他们都认为所有权本身——不通过劳动——就能自动地创造出收益来。
也正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从个别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运动的，因此，对他们来说，当有新的资本加入进来时，资本总量是扩大了，换言之，社会财富是增加了。但是，从马克思的角度看来，个别资本的增加未必意味着社会资本总量的扩大，也未必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因为，完全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在社会资本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由某些原因导致的分裂使得个别资本的数目增加了，因此，尽管有新的资本加入进来，但是，要考虑到：第一，这一新资本本身的诞生与旧有的资本运动是否是有关的，如果新资本的诞生是以旧资本的损失为代价的话，那么新资本的加入就未必能够增加社会资本总量，因而新资本的加入本质上只是改变了原有资本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分配状况;第二，新资本加入后，是否会对旧资本的增殖运动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会的话，那么就可能导致社会资本总量在新资本加入后，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反过来还会有所减少的情况发生。
因此，如果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以市场换技术”这一改革开放核心政策的实质，那么就会明白，向外资割让国内市场的做法，虽然表面上看来引入了新的资本，但是，这种新资本的增加却是以损害旧有的中国民族资本的利益为代价的。由于市场份额是资本割据的反映，因此，中国民族资本在国内市场份额的下降就是中国民族资本总量下降的反映。因此，“以市场换技术”这一政策实际上是一项汉奸卖国政策。而上海自贸区的性质只是进一步增加了外资拓展中国市场的便利条件，换言之，只是进一步损害了中国民族资本的既得利益。
内外资在中国市场上非此即彼的关系就是如此简单。同理可知，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在中国市场上非此即彼的关系也是如此，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那个叫尹中立的资产阶级走狗所提出的“中石油拿出20%股权出售给民企”的建议，一旦付诸实施，无论中石油股票卖多高的价，都将在实质上损害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务院所谓的增量改革实际上是以削减公有资本固有的市场份额为代价的，实际上就是在损公肥私，就是在把公有资本掠夺入私人资本家的口袋里。也正因为这一改革挂着“增量改革”的招牌，所以，标题党们就误以为存量资本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损失，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我们从社会总资本的角度去看这种改革的话，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国有资产大量的悄无声息的流失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增量改革作用下完成的。剥夺了公有资本一定的市场份额，也就削弱了公有资本一定的增殖能力，由此也就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政府维持全体中国人民固有的社会福利的物质条件，因此才有了社保基金、医保基金等社会福利基金的所谓缺口问题。总之，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是“以市场换技术”的这一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产物，而上海自贸区的作用就在于使得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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