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事件从陈永洲被抓开始，到《新快报》公开道歉，似乎已经划上句号，但是，依本人看来，应该是刚刚开始，只不过是关注的重点转移了。我觉得，下面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关于陈永洲本人以失实的报道去换取个人的名利，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但是，被其进行报道的中联重科是否完全纯洁无暇?会不会出现中联重科的确有些存在问题?只不过陈永洲属于被告知前面是目标，但是他却乱开枪的情况?
二、记者的依法进行舆论监督，是法律赋予的使命，也是媒体的良知和民众的重托的体现，经历了《新快报》事件以后，如何确保既要杜绝有偿新闻，新闻勒索，虚假报道等情况，也要进一步保障让媒体和新闻人员的舆论监督不受不法阻碍。立法机关是否应该对此进一步明确。
三、网络上对此事件有各种传言，需要有关部门进行负责任和有说服力的回应，丁是丁卯是卯，有疑问应回应，有违规违法之处应处理，如果属于谣言的就首先把事实真相告知民众，然后追究造谣者的责任，不要让此事件蒙上神秘化的色彩。
四、相关证据显示，在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失实报道期间，陈永洲多次收受他人提供的数千元至数万元人民币不等的“酬劳”。而陈永洲也表示，“主要是贪图钱财和为了出名才这样做的，我被利用了”。都是谁在利用陈永洲?又是谁向陈永洲提供现成文稿，其目的如何?谁是针对中联重科的失实报道的最大得益者?他们又在这事件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五、《新快报》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先后发表10余篇陈永洲对中联重科的负面报道，多数他都没有采访，怎么就能够轻易见报?任何一家有操守、有管理制度的报纸都不敢这样乱搞，而《新快报》居然能够轻易将问题稿件不断发表出来，有两种可能，一是内部管理体制完全失灵，相关把关人失明;二是存在利益输送，一些管理人员为了达到目的，故意选择性失明，为问题稿件大开绿灯。因此，《新快报》应该就此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法，而且应该有人为这些稿件的连续见报承担责任。
六、《新快报》事件为一些“特殊媒体”敲响警钟，媒体也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在承担舆论监督的重任的同时，也应该监督自己，应该用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别把自己弄成“大‘大V’”。不应该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法外之地”，不管你打着多么冠冕堂皇的旗号，“特殊媒体”也不例外。
七、本来此事件与政治的关系不大，但是某些人又一次利用了这次事件，并且把其政治化，不是理性地引导事件得到正确和妥善的解决，而是又使出习惯使用的“鬣狗战术”，像近年来的一些事件发生以后一样，组织水军起哄，故意把事件的性质往某种方向引导。《新快报》如果不是有意扮演“大‘大V’”的角色，如果还有社会责任感的话，就应该，如果仍然掌握中联重科什么“猛料”的话，不妨继续“爆”出来;另外一方面拿出点一个有担当的媒体拿得起，放得下的气度，不要有意无意扮演悲情角色，心甘情愿地被某些人利用来充当推进某些东西的载体。
从《新快报》以往的表现看，应该属于发挥过很多积极作用的媒体，但愿《新快报》为事件的妥善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要充当某些人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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