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和当代作家里，我认为有两个女作家对生命科学最具洞察力。
一个是19世纪上半叶的玛丽·雪莱。当时科学初兴，但她已警觉到科学家可能走火入魔，因而写了《科学怪人》。一个科学家竟然东拼西凑做出了一个人造人。最后他后悔莫及，和他造的人一起自我灭亡。“科学怪人”这个名词现在已成了一个通用的隐喻，任何人类以科学手段创造出来的非自然食物，都叫做“科学怪食”。
另一个则是加拿大当代的女诗人和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前几年在基因改造问题闹得很厉害的时候，她以一本《末世男女》把基因移植科技所造成的可怕世界以科幻小说的方式尽现无遗。
对近代科学发展略有所知的都当知道，1950年代乃是生命科学发展快速的阶段。随着1962年DNA双螺旋构造的被发现，基因科学进入了黄金时代。基因科技有利于遗传性疾病病因的寻找和诊断，基因研究也有利于对生命现象的理解，但科学从来就不是价值中性的事务，科学的使用者是人，而人是个有七情六欲的自私动物。科学发展后，它也会成为一个体制，一种权力体系。当科学成了一种权力，科学的滥用、误用甚至科学所造成的公害即难避免。
科学成了一种体制、一种商业、一种权力后，它的自闭和反动最好的例子即是卡逊女士的遭遇。当年她发表《寂静的春天》，指出除草剂等化学药物造成生态的破坏，于是美国的化学界包括著名的化学教授和化学工业界都对她发动排山倒海的围剿。幸而当时主政的是肯尼迪政府，至少还有知识和判断力，才对除草剂、杀虫剂等化学药物进行管理。这显示出，当科学成为一个庞大的商业和教育体制，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种特权，一个恶势力，并走到违反科学精神的方向。而当代基因科技发迹后所造成的“科学怪食”就是个新兴的话题和论争的焦点。
美国的“孟山都”公司乃是全球最大的基因工程农业公司，例如它可以将土壤中某种细菌的抗除草剂基因移植到玉米身上，形成基因被改造过的玉米新品种。种植这种玉米极为省事，可以大面积喷洒除草剂，少了许多经营成本。再例如为了发明一种抗虫害蕃茄，可以将某种深海比目鱼的基因接到蕃茄的基因上。这种基因工程的农业已成了美国农业的主流。
但欧洲以“英国医学会”为主，却有一大群生化专家反对这种农业，他们提出了“基因流动”和“基因污染”这两个核心概念，基因是会流动的，基因流来流去，接来接去，它的结果完全不可预测，最后可能造成“基因污染”。1999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变种玉米的花粉会污染到乳草叶，美国的帝王蝗吃了这种被污染的叶子，百分百会死亡，其他便会生长停滞，这项发现被登在《自然》杂志上，证实了“基因污染”和风险的存在。前述的作家阿特伍德大胆地认为基因科技发展到最后，会形成一种“基因定时炸弹”。它会隐藏不彰，等到其他条件配合，它的致命效果就会出现。
因此，基因科学家已成了新的上帝，把基因接来接去，要什么品质的作物，只要找到基因加以移植，就可以形成新的作物品种，甚至有可能培养出新的动物品种。但基因科技所造成的未必是个基因乐园，却反而因为基因科学家的走火入魔，而造成人类的恶梦。人们不敢预测基因的任意接植，最后会形成什么奇怪的品种，也无法预测它的运动会产生生态上什么难测的结果。科学的发展固然带来许多福祉，但也产生了许多恶梦。对大自然知所敬畏，对科学家自身职责和知识盲点多一点反省和警觉，或许才是科学家应有的谦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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