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由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案引发的社会“震荡效应”，似乎并没有随着犯罪嫌疑人的被抓而结束，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承受负面信息的脆弱心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中国社会的“群体恐慌”。尤其在湖南长沙商贩伤人事件发生后，昨天的四川成都春熙路人群集体疏散与今天的广州沙河发生人群逃散事件，这两起事件事后均证明是有人故意造谣，但如此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对于社会管理者来说恐怕不应该简单地看作是一次群众自发的“安全演练”。这一系列群体事件频频暴发，反映出了我们的社会在重大灾难面前极其脆弱的抗压能力，极大地助长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给我们的社会管理者敲响警钟。
近年来，恐怖分子频频将罪恶之手对准在公共场所中手无寸铁的群众，一则是公共场所中的群众缺乏应有的反抗能力和防备措施，故而恐怖分子制造恐怖袭击几乎不会失手。二则在公共场所制造恐怖袭击，其突然性与破坏性带给社会的恐慌心态能够迅速蔓延、膨胀甚至引起信息爆炸，而这正是恐怖分子制造恐怖袭击要达到的目的。
而纵观我们社会，无论是百姓或是社会管理者，似乎并没有做好类似于恐怖袭击之类的突发性公共安全事故暴发的准备，在我们很多中国人的意识中，恐怖事件似乎离我们还遥不可及。故而当狼真正来了的时候，我们除了无所适从，转而就是一种凉彻心底的恐慌，这也直接导致了最近几天社会群体恐慌事件频频暴发。这种群体恐慌心态其实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他们也并不仅仅存在于我们的老百姓中，其实最早在一些地方公共管理者中出现，在本次全国“两会”中，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就指责一些地方行政管理者中出现的“排疆情绪”，肉食者尚且如此，何况草民乎?随着疆独、藏独分子的活跃，一些地方或民众中出现的强烈排疆、排藏情绪，这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极其危险的信号，殊不知出现这种情绪正是恐怖分子乐于看到的。
社会群体性恐慌事件频发，还在于民众对于社会公共管理者不信任。民众对于社会的群体性恐慌，主要在于对其自身安全顾虑，主要在于对社会给予其的公共安全保障缺乏信任，即民众认为这个社会无法对其提供充分的安全感。如果每一个社会个体对这个社会的安全保障越是信任，越是放心，其对于谣言的判断就会越理智，自然所做出的相关反应就不会那么强烈。相反，如果每一个社会个体对于这个社会提供的安全保障越是不信任，越是缺乏安全感，他们对于公共安全的谣言信任度就会高，一句“狼来了”会让他们内心极度缺乏的安全感支配他们缺乏理性判断的行为。
以上其实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究其根本，社会群体性恐慌事件频发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人性的集体沦落，每个人都担心自己的安全，在“有人砍人”的惊呼声中，每个人首先想到的都是如何最大可能地保护好自己，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判断这句话的真实性，他们也没有时间去顾忌集体的逃散事件可能带来的踩踏等安全隐患，自然也不会有人去关心是否真的有人被砍。有人或许会说，自私乃人之天性，但这些人逃散的人并没有想过，如果真正的遇到恐怖袭击，这种群体逃散行为是在最大地保护自己，或是最大程度地纵容了恐怖分子伤害更多的无辜百姓。试想想，如果在昆明恐怖袭击案件中能有与恐怖分子对等甚至更可能多的人站出来，利用木棍或其它工具与恐怖分子周旋，给其它群众尽可能多地提供疏散的机会，那仅有的5名作案的恐怖分子就不会造成那么多的伤亡数字，而当所有的人都作惊恐的鸟兽散的时候，再多的人都只不过是他们砍到手软的一堆柴薪。当然，这个时候希望有人站出来的可能性，在历经30余年改革开放的今天不过是笔者的一种毫无可能的奢望。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老百姓是富裕了，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社会的人性却集体沦落了，大家在金钱与利益面前变得自私自利、尔虞我诈起来，一个全民学雷锋做好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民族现在已经沦落到连摔倒的老人都不敢扶的族群，我真的不敢相像如果未来有一天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除了不断出现的群体性恐慌，我们这个民族还会有什么让人津津乐道的方式来应对?除了金钱外，我们要想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我们的执政党和我们这个民族要继承的东西、要改变的东西、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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