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已过，但是风潮继续。承接之前，推动之后，一波接一波，不断强化两地民间的矛盾，让香港社会朝着悲剧方向继续滑落。
事件本身的对错，其实并非偏执者所说的黑白分明。这其中的主要元素，一是内地父母让孩子随街便溺，二是香港青年/记者对小童私处拍照，三是小童父母强行索要相机记忆卡从而闹至双方争执纠缠，四是香港青年强行阻止该内地家庭不让离开。这里的每一个元素都有“错”(还说不上“罪”吧)，但是错有大小、有是否合乎情理之处，这些都是处理这个事件的必需考虑。
将事件渲染成两地群体的文明高下，这首先就是野蛮的做法。须知个人不是群体，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现代文明的基准是合理比例原则。低于这个基准的，即使自称文明，其实也只是野蛮。
群体的文明，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对应性。高于这种对应性的应该赞赏，低于这种对应性的应该鄙视。而群体之间的相对文明程度并非固定，是因应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动而变动，领先的可以退化，滞后的也可以超前。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既取决于群体本身的努力，也取决于历史境遇，包括历史上群体之间的利害关系。
举个相关事例，有条件游故宫的中国人比例远远高于有条件游泰姬陵的印度人比例，更不用说游欧美;那么，以中国平民与印度富裕阶层的表现来判断群体之间的相对文明程度吗?去过印度见识系统性的随街便溺吗?再进而引申，要说对文明的伤害，比起以文明包装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普世价值政治、金融衍生工具...)，随街便溺算不了什么吧。
将事件煽动成群体风潮，其实已经不只是文明与否或文明程度差距问题了，而是政治，非常恶毒的政治。对此，令人忧心的是，两地社群都被极端主义骑劫了，变成香港大乡里沙文主义与内地大中华沙文主义的对立，这是推波助澜导向悲剧。
所谓“自由行”这个充满大乡里沙文主义意味的用语，所反映的是一种奇特的意识：想要得到好处时用它，而且还要高傲地用(“让你来香港体验自由”)，承受不了它的坏处时仍是用它，只不过变成是我的自由不是你的自由(“你有没有自由来香港、你来香港如何体验自由得由我决定”)。
香港社会已经承受不了“自由行”，这很可能是事实，问题必须解决。
但是道理必须说清楚。我以前说过：“原则上，在已有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公民自由出入香港是一种权利;现时无法让每个中国公民都有权自由出入香港，旅游或定居，这是因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安排，一定程度上是全体中国人民对香港的特殊照顾。(在超越已有国际体系、已经不需要界定国民身份的更理想状态中，个人自由出入世界任何地方，同样是一种权利，当然这个状态尚未实现。)”这里补充一句：自由权利的实现，取决于得以实现的条件，而(基于全民利益的种种考虑)对香港的特殊照顾，使得自由权利的实现受到了限制。
所以，我认为，解决之道，不是一方叫嚣要将另一方驱逐出去(这是今日两种沙文主义的论调甚至行动)，而是在于互谅互让。用一个气死那些沙文主义者的用语：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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