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大教授贺卫方受邀给广东省委老干部局作学习四中全会精神报告一事引发了持续关注。作为著名公知，贺卫方因其此前众多颠覆性言论，使此次广东之行备受关注。有言论指贺为“砸锅党”的代表，并进而质疑广东省委在此敏感时期请他作报告意欲何为。
可能是觉得这些质疑声音火药味太浓了，更有可能是出于弥合当下中国舆论场分裂、积极寻求建设性共识的苦心，《环球时报》刊发了社论，题为《贺卫方‘讲座门’不应被过度引申》。这篇社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贺卫方，“由于舆论场上相互攻讦十分严重，不排除贺卫方在一定程度上被标签化了”，而且“贺最近一段时间的公开言论有所调整”；二是对主办方，请贺卫方作报告这一安排“更可能是技术原因层面导致的”，比如并不了解贺的背景。
《环球时报》的善意与苦心，笔者能够体会。面对当前思想舆论场高度异质甚至对立的局面，努力收拾山河，实属必要。但是，弥合分歧与对话不仅需要宽厚善意，更要有政治敏感性。对“讲座门”的质疑，无疑是这种政治敏感性的体现，而非过度政治化地引申。
以贺卫方本人而论，第一，与其说他是“被标签化”，毋宁说是“自我标签化”。任何公众人物都难免被人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这个标签是依据其长时期言论表现而得出的总体评价。贺的许多广为人知并为其邀足时誉的言论，都是红口白牙说出来白纸黑字发表了的，有些还有录音录像，到目前为止也没见贺卫方矢口否认，那就不能说他是“被标签化”了。第二，所谓贺卫方近期言论的某些“调整”，是什么样、什么层次上的调整，这还有待鉴别。贺确实对中央近期的一些政策，例如清除政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查办周永康等表示拥护，但不能据此就一厢情愿地说他放弃了之前的核心观点。对照他以往种种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行为，例如一面声称中共是最大的非法组织、一面又保留党员身份，更不能不叫人生疑。修辞当立其诚，既然一个人以往有太多的不诚之辞，我们如何根据最近的只言片语就断定他“调整”观点了呢？
关于主办方，《环球时报》的体谅也未免太过宽厚。贺卫方的思想倾向和背景，一般关注当下中国社会思潮者都有所了解，更何况堂堂广东省委直属机构?退一万步说，假使主办方负责人真的对此一无所知，那只能暴露出该负责人工作作风上的严重问题。全省的老干部学习会，学习的又是十八届四中全会这样重要的会议的精神，主办方本应该认真遴选报告人，但实际上却是把一位并不了解的学者请过来奉为座上宾。这只能说，他们把贯彻四中全会这样重要的政治工作视作儿戏、敷衍了事。
《环球时报》认为，作为党的机构，广东省委老干部局不太可能趟舆论斗争的浑水，更不可能和中央的政治路线相违背。借鉴以往思想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教训，不难发现，近年来一些党的机构主动放弃舆论阵地甚至倒戈成为反党堡垒的事件并非不存在。否则何来广为人知的“砸锅党”“带路党”之说？前段时间被《嘉兴日报》除名的王垚烽不正是党媒的评论员吗?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前年同样发生在广东的“新年献词”事件不正是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管的报纸发起的吗?固然，我们不能轻易断定广东省委老干部局有特殊的意图，但这也不意味连合理质疑的权利也要一并放弃。
由此看来，“讲座门”中对贺卫方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即使此次事件的真相如《环球时报》所推测的那样，也不能说明质疑者是政治化的过度引申。这只是公众正常的政治敏感性的表现，体现了对其知情权的合法诉求。《环球时报》社评所体现的宽厚善意固然令人钦敬，但正如鲁迅所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这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面对当下中国舆论界的分裂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法治的基本框架内，更应鼓励公众以较高的政治敏感性进行积极监督、质疑和批评，在必要时也要敢于斗争和亮剑。比起一味作人家并不领情的善意体谅，这也许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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