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军高级将领与意思形态专家们展开了一场有关“颜色革命”的激辩，似有水火不同炉之势。他们虽然个自言之凿凿，我们观者却有些摸不着头脑。昨天，我们还是“中美国”;还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还是“夫妻关系”，今天，怎么突然翻脸了?说美国正在虎视眈眈的在中国培养“第五纵队”，准备发动对中国的“颜色革命”了呢?
虽然有些突然，却不是空穴来风。所以，才有了这次将军学者激辩“颜色革命”的话题。
其实，这是个老话题。早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就一直警惕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毛泽东始终关注西方对中国的野心，不断地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警告中国人民避免国家改变颜色——演变成修正主义。建国后，毛主席著作的绝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的论述，直至他去世，都担心中国人民“重受二遍苦，重遭二茬罪”。可惜，我们以毛主席“晚年错误”为名，统统的放弃了，毛主席的教导，成了书架上一排排故纸，摆在那里，无人问津。
今天，我们又重新提起这个话题，于国于民应该是个幸事。
不过，无论发生什么革命都是有条件的，“颜色革命”也不例外。那么，中国具备了“颜色革命”的条件了吗?
事物发展变化有内因、外因两个因素，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也就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说白了：“颜色革命”
的发生必须是能达到“里应外合”的条件。
“颜色革命”的外部因素确实直逼中国，这是毫无质疑的了。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王海运认为“西方代理人阶层在中国已形成”。他在《西方代理人阶层在中国已形成》一文中分析了当下中国“颜色革命”为什么可能发生，列举了包括“西方代理人阶层在中国已经形成”等4条原因，称“一旦颜色革命发生而又未能制止于始发阶段，在内外敌对势力勾连管道十分畅通的现实条件下，完全有可能扩大为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如是，中国的发展环境将严重破坏，甚至存在中华崛起再次被打断的危险。”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乌克兰危机错在西方》一文中说：“西方从莫斯科手里抢夺基辅的终极手段是其价值观宣传，以及在乌克兰等国推动民主进程，通常，西方国家会为当地的亲西方组织和个人提供活动资金。美国国务院欧洲和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纽兰在2013年12月估计，美国自1991年以来已经在乌克兰投入50亿美元，帮助该国实现‘她应有的未来’。作为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提供资金。这家非营利性组织在乌克兰资助的公民社会项目数量超过60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盖尔什曼称乌克兰代表着‘最高荣誉’。亚努科维奇2010年2月赢得总统大选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把他当作眼中钉，于是，该组织加大了对反对派、民主运动机构的支持力度。”
香港“占中”事件背后被挖出来的泛民领袖不是同样接受由美国民主基金会提供的活动资金吗?而民主基金会对藏独、疆独以及流亡海外的民运力量的资助更是公开的秘密了。
应该承认，美国确实是操纵“颜色革命”的行家里手。世界上的“颜色革命”，哪一个不是美国操作的?从上个世纪的苏东剧变，到几年前中东等地区“颜色革命”，直至最近的乌克兰动乱，都有美国人的影子。
所以，将军们担心和忧虑外部势力渗透、在我国煽动“颜色革命”绝不是骇人听闻，而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清醒的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忧患意识。
应该讨论的是：即使确有外部敌对势力在那儿扇阴风点鬼火，就可能发生“颜色革命”了吗?
外部势力的影响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能成为“颜色革命”的催化剂，但绝不可能成为“颜色革命”的发动者和主力军。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内因?
我们的内因甚至比外因还危险。
比如：有良心的爱国人士都看到了国内确有“第五纵队”存在，都担心“第五纵队”里应外合。问题是，这些“第五纵队”的队员们都是我们国家养活的宝贝，都是吃共产党肉，喝老百姓血的国师级人物，有些人甚至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就在共产党的眼皮底下吃里扒外!让人情何以甚?我倒是想起了邓小平临死前说的一句话：“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端起碗吃肉”，肯定不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放下筷子骂娘”也不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
比如：我们回过头去反思一下改革开放30多年产生的社会问题。
“砸碎铁饭碗”，令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不是境外敌对势力干的吧?
取消毛泽东时代公有住房福利制度，逼迫买不起房子的人住水泥管，马葫芦，大桥底下——不是境外敌对势力干的吧?
将教育事业，医疗事业推向市场，令应该上学的上不起学;应该看病的看不起病——不是境外敌对势力干的吧?
废除毛泽东时代的养老制度，让待养老者自掏腰包缴纳“养老统筹”——不是境外敌对势力干的吧?
房地产资本家雇佣打手，烧死护地农民;农民奋起反抗，又烧死打手——不是境外敌对势力干的吧?
富士康“十三连跳”——不是境外敌对势力干的吧?
……
如果不对改革开放30多年纠偏，不解决改革开放30多年的积弊，“群体事件”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发生地域越来越广，想不发生“颜色革命”也难。再加上国企“混合制”;农村城镇化，使社会矛盾不断的积累，加剧，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可能成为导火索，将“颜色革命”的火药桶引爆。突尼斯大学生小贩被殴打致死就引发了“颜色革命”——一次偶发事件就引起了“颜色革命”。
比如：又给日本侵略者树碑立传;又给张灵甫建造陵园;北京请来孔仲尼;南京又邀蒋中正……我们自己就在演变自己，自己就在颜色自己。还指责什么外部势力?
因此说，普遍的、内在的社会环境才是“颜色革命”的必要条件，它不依赖于是否有外部势力的介入——尽管外部势力的确是催发“颜色革命”的兴奋剂。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如何防止“颜色革命”?习总早已给出了答案：“打铁还需自身硬”。按着习总的主张，不但“颜色革命”不可怕，什么革命也不足为虑。
我倒是赞成王占阳的说法：“如果我们的社会政治清明了，政治平等了，大家都富裕了，你怕什么颜色革命?”还应该补充一句：如果中国人民都安居乐业，谁愿意“颜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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