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以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危点一再重现，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实现现代化、自立于世界名族之林，抑或是在屈辱和列强的瓜分中苟活，一直是无数民族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课题。
“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⑹，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⑺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共产党通过寻求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基本原则，准备在中国率领最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走一条中国历史上乃至全球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历史上从未走过的道路。
然而，诞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当时号称世界第五大工业国的沙俄帝国的列宁主义和随十月革命胜利而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无法成为中国劳苦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残酷压榨这个伟大事业的最贴近实践、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核心指导。
中国革命需要不同于巴黎公社、不同于十月革命、不同于一切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指导思想和道路实践。“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陕北农民李有源自创的信天游“东方红”的一句歌词，道出了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从挣扎求存到奋力拼搏到基本繁荣昌盛再到今日之辉煌的内涵——中国特色，毛泽东主席既是中国特色的代表者，更是中国特色的开山者。
如果没有毛主席创立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极有可能是一句空话，无论是斗争形态的“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军事形态的非“规范”战法，还是对1949年苏联和美国联手策划施压的中国“划江而治”战略的否决，毛主席思维中所体现的原则只有一个：中国特色。
在一个90%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基本与西方现代国家的工业化之间的差距在百年之间的农业大国实现工业化基础上的现代化，也必须走中国特色道路，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用不到27年的时间(如果排除主流舆论认为是“倒退”的十年和“灾难”的三年，则时间坐标更短)，中国通过举国艰苦(有人认为是“共同贫穷”)、举国积累(被卖掉的数以十万计的国企可以证明)，在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超级大国真刀真枪的军事博弈中，在被西方巴黎统筹委员会封锁至今的经济环境中，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收获基本完善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和平外交环境带来的红利(以十四套大化肥、八万座大中小水库及配套灌溉设施、3万多公里铁路线、中西部三线工业、运十大飞机、航天技术、100多个建交国家和加入联合国为典型事例)前提下，始呈改革开放大格局。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这就是毛主席笔下的中国特色。
我们总是听着“中国特色”四个字，贤达精英们有人乐道、有人嫌弃这四个字，殊不知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一路走来，靠的就是“特色”二字。不照搬西方发达国家，也能不照搬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甚至在冷战中奋力自成一极。
记得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关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活动的纪录片中有一个情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赫鲁晓夫说“我们不需要教师爷”，其后就有了中苏关系的跌宕。结果是。中国靠自己拼命艰苦崛起，并未成为别人的附庸。
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新闻主编到北京访问，在长城脚下访问了一户农民，尽管成见颇深，“我远望窗外，到处都是新建的高速公路、铁路，中国不管从字面意义上来讲、还是从隐喻角度来看，都在“动”。我又想起，过去三十年内，英国至少有20个政客负责交通政策，雄心大略经常矛盾，平均下来，每个人的纱帽不过也就戴了18个月。”、“(陈先生家)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画像，画像上是年轻时代的毛泽东。我很理解为什么陈先生家挂着毛泽东画像。”、“我突然想说，看看人家中国共产党!”
窃以为，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主席赋予了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内在特质，或曰中国特色。
有人诅咒也罢、有人投机也罢、有人堕落也罢，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中国特色，当鹦鹉是别人的宠物，雄鹰惟自己奋翅高飞。
毛主席开辟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伟业，是中国特色的本原。换言之，毛主席是现代化进程语境下“中国特色”的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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