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沈阳出租车司机罢运，出租车管理问题又成了社会舆论热议的话题。
当然，和以往一样，矛头再次对准了出租车的“份子钱”。理由听上去很堂皇，出租车司机起早贪黑，辛辛苦苦挣点钱，出租车公司啥也没付出，就得拿走一大笔，不合理，所以不如干脆取消出租车公司，就让出租车司机自己单干。
这个时候，大家都不提经常碰到的出租车拒载、宰客问题了，好像压根没发生过，自己没碰到过。出租车司机是弱势群体嘛，跟他们站在一边，就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且慢，不要这么快站队表态，先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来。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出租车是什么性质?
一般人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对地理方位和公交路线也不熟悉，所以交通肯定只能依靠出租车。也就是说，对很多人而言，对一个城市的第一印象就来自乘坐出租车的体验。如果刚到一个城市，出了机场、车站，打了个出租车，就被宰了一刀，你对这个城市的印象肯定好不到哪儿去。
有一年，我第一次兰州，出了火车站，足足等了半小时才打上车，前面的车都说不顺路，拒载。到西安，打车去火车站，也等了三四十分钟才打上，而且还没到火车站，就把我放下来了，让自己走过去的，说是火车站附近太堵，他不过去。在北京，打车的时候司机让乘客自己指路，说他不认识，更是家常便饭。如果你不认识，他自己就找，绕了路也要收钱。而且，北京的出租车里还有很多假的，看着是正规出租车，实际上是“克隆车”。这种事情媒体经常报道。
所以，出租车经常被称为一个城市的脸面。政府必须得管，而且还要管好。
对长期生活在一个城市里的人来说，交通方面除了乘坐公交之外，肯定也会经常打车。对某些特定人群来说，他们也可能以乘坐出租车为主要的交通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租车还是一个城市的公交系统的补充，满足了一些公交不能满足的需求。
也就是说，出租车不仅是单纯的经营性行为，也带有强烈的公益功能属性。所以，城市管理部门对出租车的管理就不仅要满足出租车司机的利益诉求，也必须考虑到城市交通管理的需求，不可能只顾一边。如果只顾出租车司机的利益诉求，当然就可以完全放开，交给市场去调节;如果完全界定为城市公共交通，那就必须由政府补贴，以极低的价格为市民提供服务。
对城市管理来说，出租车管理麻烦的地方也就在于，它既是经营性的，但同时又承担了一部分城市公共交通的功能，所以必须在两边之间找平衡。向一边倾斜，另一边就会翘起来。
但是，既然大家都认为放开让市场调节更好，那么不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放开会是什么结果。
这方面最好的参照标准自然是黑车。黑车是一个客观存在，无法避免，哪儿都有。尤其是在远离市区的城郊地区，城市里的出租车一般不愿意去，所以黑车就占领了这个市场。虽然有关部门经常组织打击，但实际上禁而不绝，因为这个需求是存在的，自然会有市场。
按照哈耶克的说法，这应该算是自发扩展的市场秩序的东西。但任何坐过黑车的人都知道，黑车运营存在很大的风险。首先是，他没有运营牌照，也没有上级主管单位，所以一般出了问题，比如交通事故，只有由他个人来承担，但他的承担能力显然是很有限的。其次，黑车存在类似封建行会的老乡会之类的灰色组织，一般一个片区由某个地方的同乡霸占，不许其他人加入，这种组织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就算是取消公司的份子钱，运营资质审查和经营牌照仍然可以加强管理。但这就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就成了单干的个体户，除了运营资质和经营牌照，其它方面和黑车无异。那么前面提到黑车的问题就会出现，一是风险承担，二是一旦取消公司，就会形成相互联系的一群经营户霸占一个片区的情况，逐渐形成类似黑社会的组织，虽然未必比公司承担的责任更多，但对经营者的要求未必会更少。
假如有一天，你坐上出租车，原来只需要30块钱的路程，出租车司机就是要问你要50，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他只能以个人财产承担责任……这是今天呼吁取消份子钱的人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在这里可以回顾一下1990年代县市间的短途客运班车。那时因为国企改革，县市级的短途客运公司将大部分客车承包出去，由私人运营，结果十分糟糕。我上大学时，从家乡小镇上车，总共300公里的路程，从一个车上被转卖到另一个车上，卖了三次，一开始买的卧铺票，后来是站在走道里到了西安。所以那时候国营的客运公司的车上都写着国营两个字，大家反倒宁愿坐国营公司的车，以至于有些私人承包的车辆也贴上国营两个字。因为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国营就意味着上面是有公司的，大家觉得靠谱、放心。
就出租车来说，其实绝大多数县市级城市，都是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才开始进行城市化建设，才有了出租车，大多数一开始也都是由政府直接发放运营牌照，个体经营。但在2010年之后，还是逐步走向公司化运营，管理运营也逐步走向规范化。但大多数县市级城市的计费方式仍然不是打表，而是自己谈价钱，甚至有些干脆就跟公交车一样，五块钱随便坐，随时上下，不管同路与否，司机都会挨个去绕路送人。
绝大多数到过上海的人大概都会对上海的出租车印象不错，服务规范，不拒载，不绕路，不宰客，打表计费，有发票，司机不会乱讲话，对乘客一般都比较客气，有礼貌。即使有些比较糟糕的情况，相对来说比其它城市少得多。之所以这样，一个离不开的原因就是，上海的出租车行业，国营公司的车辆至今仍然占到七八成。而在那些“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城市，基本上完成了私有化，但出租车多数给人印象不佳。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国有公司在承担政府规定的社会责任方面，要比私营公司更积极主动，管理也更加规范。对政府管理而言，也更容易在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做到平衡。
所以，今天需要讨论的问题不应该是是否取消份子钱，取消出租车公司，而是如何在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更好的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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