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挣钱别当官，要当官别想钱”
——从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感悟说起
徐静波，祖籍浙江舟山。曾是台湾女作家三毛的中国大陆著作代理人。1992年，赴日本东海大学大学院自费留学。2000年创办中文网站“日本新闻网”。次年在东京创办日文版报纸《中国经济新闻》。
最近，他在日本出了一本新书，叫《2023年的中国》。这本书从习近平主席的执政理念和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轨迹，展望了未来8年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前景。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买了这本书，读了以后，似乎很有感触，于是叫办公室联系他，想跟他做一次视频节目的对谈。
鸠山先生在日本的最大视频网站NICONICO有一个专门的频道。徐静波来到他位于国会边上的办公室，来做这一个节目 《习近平与中国》。
鸠山先生是唯一一位在日本接待过习近平主席的首相。2009年12月，习近平主席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访问日本的时候，鸠山作为首相，连会谈和宴请，一起聚了4个小时。
这一次直播的对谈，由日本著名的评论家高野孟先生主持，以一问一答的方式，一起讨论了习近平主席执政2年半，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习近平的执政下，未来中国将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
中国在过去2年半的时间里，国家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鸠山先生看到的是：习近平主席帮官僚们理清了一个头绪，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必须做；要挣钱别当官，要当官别想钱。这一历史性的全国大梳理，彻底扭转了官僚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养成的“国家的钱，就是我的钱。政府的权，就是我的权”的怪异状，制定出了一个做官做人的最基本的规矩。而这一个规矩的形成，为今后中国实现“法制治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官员到市民，大家都知道了自己该怎样做，能做什么。“我想，习近平主席还有8年的执政期，这一规矩想必不会有人冒险去破。坚持8年，这些规矩就会变成人们心中的法则，中国社会将有可能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鸠山先生这样评论说。
鸠山先生的说法让我在对中国的状况的思考中的一个与他不谋而合的命题越来越清晰：必须实行权力和资本的割离，当官的不能发财，发财的不能当官。
在权力、资本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中，权力的支配力最强，它能够以强制力迫使人们必须那样做；资本的支配力次强，它能够让人们不得不那样做，民众是权力和资本支配的对象。正常情况下，资本可以和民众一起制约权力，或者权力和民众一起制约资本。
而最可怕的就是权力和资本的勾结即形成权贵共同体，民众面临这种局面的时候，绝对是任人宰割的的对象。人们常常说的权贵，其实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无论是权力主导型的权贵共同体，还是资本主导型的权贵共同体，都是民众的噩梦。建立在权贵共同体的基础上的所谓“法治”（“法痞治国”和“讼棍玩法”）只能是給民众再戴上枷锁，束缚起他们反抗的手脚。
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惊人的，給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中由于有些人的故意干扰和误导，造成的失误以及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小的。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促成了“权力资本化”，或者说为“权力资本化”推波助澜，“价格双轨制”造就了一批“官倒”，迈开了改革开放以后腐败蔓延的第一步，资本的原始积累得以完成。企业改制是权力和资本的第一次结合，拥有权力的厂长、经理等企业负责人得以贱买企业，变成了资本家，实现了“权力资本化”——权力和资本的第一次结合。后改革时期，当资本发展到一定地步，对国家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并且傍上外国资本作为靠山以后，某些人一是想放开手脚，不受任何束缚地掠夺，二是怕以后自己的非法掠夺受到民众的清算，于是就马上想推进第二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同盟军们利用“权力资本化”引起的民愤把不满引向执政党，并且依靠部分已经“资本化”的“权力”作为内应，摇唇鼓舌，散布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真实目的就是要最终实现“资本权力化”。建立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导型的权贵共同体。某些人拼命利用改革开放中的失误尤其是“权力资本化”引起的民众不满并且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推进的所谓“民主宪政”实质上就是“资本权力化”。
衡阳的贿选案其实就是“资本权力化”的活标本。茅的“精英治国论”就是“资本权力化”的理论依据。
茅某轼说过：“改革必须由精英掌舵，不能由老百姓说了算。”
那么，精英是哪些人呢？
茅某轼说：“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MZD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
“改革就是把原来只有一小部分的权力下放给各个部门，让他们共同寻找权力的租赁并由此洐生出来一部接近权力边缘的富豪”。
这就是公知精英们的“资本权力化”的理论依据。
“权力资本化”不但严重干扰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毒化社会风气，而且造成民众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危害极大。
而有西方背景的“资本权力化”更是会将国家变成西方的附庸，或者造成分裂、动乱。
而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力反腐败，打虎、拍蝇、猎狐、正风，抑制住腐败蔓延的势头；
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同志在2014年12月3日在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要紧密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的光辉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我国宪法制度发展历程，我们愈加感到，我国宪法同党和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同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不了解中国近现代100多年艰难曲折、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进程，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宪法。
宪法问题在中国的提出，始于晚清。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立宪救亡、变法图存，成为那个时代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寄希望于按照西方宪政制度模式来改良改造中国，然而最终都没有取得成功。戊戌变法遭到了封建保守势力的残酷镇压，“六君子”血洒京城菜市口。晚清政府后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重大信条十九条》，但根本不能取信于人，必然随着清王朝的终结一同消亡。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产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和人民的悲惨状况。之后，又有“天坛宪草”，袁世凯的“袁记约法”，曹锟的“贿选宪法”，蒋介石的“训政时期约法”、“五五宪草”、“中华民国宪法”，等等。各种版本的宪法文件先后推出，各种政治势力轮番上场，但究其实质，他们都不过是想用宪法的形式装点门面，维护旧势力的反动统治，最终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为中国人民所唾弃。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宪政制度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反腐败堵死了“权力资本化”即想通过当官赚钱的路，而党中央的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道路堵死了一小撮人的在西方的支持和操纵下实现“资本权力化”即挣了钱以后想当官的路，让某些人发大财以后想当总统、议员和各级官员并且控制中国变成了黄粱美梦。
而正是这一点，深得人心，大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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