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有一种血债，是跨代的，而且是制度性的，我们姑且称其为“跨代欠债”。个中元凶，就是最低工资标准，而受害者就是全国2.7亿的农民工以及6100万的留守儿童。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的打工收入还足够养活一个家庭，那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只能拿着贫困水准的工资在城市过活，也不可能把孩子带在城市生活。贵州毕节留守儿童的自杀，只是让农民工的最低工资问题浮出水面罢了。没错，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就是一场制度性欠债——不仅已经欠债两代农民工，而且已经提早盘剥第三代留守儿童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我们呼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让农民工获得体面生活的工资。
最低工资的来龙去脉
早在80年代，中国已经出现农民工潮，但直到1993年，劳动部才发布《企业最低工资规定》，而这离建立最低工资制度还远着呢。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最低工资制度。可法律出台之后，地方政府却没有执行，使法律束之高阁。千禧年后，中国已经出现了第二代农民工，年年拖欠工资早已不是新闻。他们拿到手的工资，往往不能养活一家大小，家庭的撕裂屡见不鲜。为了给农民工让出一条活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终于在2004年颁布了《最低工资规定》，推动最低工资制度在中国的实施。此刻，期盼已久的农民工才有生存工资的保障。
好事可不能高兴得太早，希望越高，越快跌到谷底。最低工资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呢?一是比重法，即根据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确定一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户为贫困户，统计出贫困户的人均生活费用支出水平，以此为基础进行计算;二是恩格尔系数，即根据国家营养学会提供的年度标准食物谱及标准食物摄取量，结合标准食物的市场价格，计算出最低食物支出标准，从而得出最低生活费用标准，作为最低工资的基础。虽然《最低工资规定》也在字面上要求地方政府参考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社会救济金和失业保险金标准、就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等，但事实上，各地政府均以贫困户的人均生活支出标准计算最低工资，所以最低工资变相是把全体农民工视为贫穷人口，只赐给他们贫穷人口的生存工资。
让我们再看看国际上的最低工资标准，一般取决于当地社会平均收入，月最低工资标准约占当地月平均工资的40-60%。它是为了保障整体就业人口中最低收入的10%不至于掉到贫穷线底下，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像我国，把所有农民工的收入压在贫穷人口的标准上。
就全球而言，各国最低工资涵盖的劳动人口，如法国及英国，比例约为11%;如比利时及葡萄牙则约为8%，一般来说，受最低工资保障的人口，大部份属边际劳工中的残障、初入劳动市场、青少年及妇女劳工。而且，如法国，其最低工资与一般工资或制造业平均的薪资很接近。最低工资往往不是一种贫穷人口的生存工资，而是有效的扶贫工具，既可支持低收入家庭，同时鼓励就业，从而降低整体贫穷率。因此，需要受最低工资保障的劳动人口，一般占全体劳动力的10%左右。
反观我国，由于最低工资标准通常成为企业的最高工资标准，结果使得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实际上挣扎在贫困线上。我们的目标可是让100%的农民工能拿上最低工资，这是一种多么可怜、可笑、可悲的做法!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只有所谓“好”的、“大”的企业才会拿最低工资作为员工基本工资的标准。甚至，一些可笑的经济学家更是以企业能够兑现最低工资标准为荣，似乎农民工应该对最低工资标准感恩戴德。他们关心的只是最低工资标准会不会影响劳动力自由市场的运作，会不会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就是要你“赖活”着
作为不为资本站台的经济学者，齐昊指出，工人本应在法定劳动时间内就能够取得维持正常生活所需要的工资，但是，今天中国的最低工资制度，事实上对劳动者制造了一笔社会欠账，这笔欠账就是企业未能支付劳动者一个维持合理生活水平的工资。他算了一笔账：仅仅在私营企业， 2003年的社会欠账是2232亿元，2013年时已经井喷到20462亿元。社会欠账占GDP的比重，则从2003年的1.6%增长到2013年的3.6%，相当于每个工人被欠下了2.5万元。
于是，最低工资已经远离了维持工人正常生活这一目标，根本无法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一个体面的工资，不仅意味着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得到保障，而且还要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照顾家庭以及实现人的发展。可悲的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和家人天各一方;在城市里拿着微薄的打工薪水，漂泊维生;与远方的留守孩子苦苦相思，忍受骨肉分离之痛。
靠着一份“赖活”的工资，新生代农民工能养活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养活下一代，似乎变得越来越奢侈。最低工资制度，如果你不想当杀人凶手之一，请马上杜绝“跨代欠债”，立刻给农民工一份体面的工资!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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