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虽然是中国首富甚至是亚洲首富，但我对他并不熟悉。相反，对于另一个香港人邵逸夫，我更为熟悉一些。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有两座以“逸夫”命名的学校，一座是“逸夫实验中学”，一座是逸夫小学。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至2008年，邵逸夫捐助内地事业的资金达32亿元，受惠学校及教育项目近5000个，遍布31个省、市及自治区，“逸夫楼”也遍布中国大地校园。邵逸夫留给中国是美好名声。
我在一本书稿中引用过李嘉诚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写的：“中国首富李嘉诚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是：‘我认为人最大的悲哀是无聊，患上漠不关心的冷淡症，套上自命非凡的枷锁，在专业、行业和权力的高岗上，掌控庞大社会资源和机会，却失去自重心，那些沉醉在过往、滞留在今日，那些对社会问题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的借口大王，一定被社会唾弃和淘汰。有能力的人，要为人类谋幸福，这是任务。历史上很多具创意、有抱负的人的群体，同心合力，在追求无我中，推动社会改革进步。天地之间有一不可衡量、永恒价值的元素，只有具有使命感的人才能享有的。’”这段引文最早可能是去年引用，我当时居然认为李嘉诚已经死了，大概是把他与李光耀混为一谈了吧。当然，我之所以引用这句话，更主要看重的是李嘉诚的道德精神，至少在中国的政坛或者舆论界，都把李嘉诚当作一个爱国的商人。李嘉诚的这段话发表2012年的《光明日报》上，题目就是：《活出我们民族的精彩》。但最近“李嘉诚逃跑了”的话题，让我把这段文字删掉了。到底是我势利，还是李嘉诚太势利了?
李嘉诚撤资，让我首先想到了邵逸夫建校。投资者可以撤资，建校者却无法拆校的。投资是为了赚钱，撤资也是为了赚钱。建校为了赔钱，赔钱与赚钱无关。李嘉诚的终极目的就是赚钱，就是谋利，只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家族谋利，根本不会为中国或者中华民族谋幸福。他的撤资揭穿了他所有爱国的假面具，并暴露了他作为商人最势利的一面。相反，邵逸夫建校关怀下一代，是真正地爱国爱民族的表现。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讲的就是李嘉诚那样的人，他们把眼前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唯利是图”，只要有利于自己，哪怕出卖祖国也在所不惜。“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讲的就是邵逸夫那样的人，他们把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名留千古”，只要留名于国家，哪怕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在李嘉诚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秦桧们的基因;在邵逸夫的骨子里，我们能够看到文天祥们的魂魄。
对于爱利的人而言，“名声算个屁!”对于爱名的人而言，“钱财如粪土”。让李嘉诚“粪土当年万户侯”或者“富贵于我如浮云”是不可能的，因为钱财是他的命根子。同样，让邵逸夫“舍孩子套狼”或者“吃小亏占大便宜”是不可能的，因为名声是他的命根子。人命关天，在性命攸关的抉择上，高智商如李嘉诚和邵逸夫是绝对不会含糊的。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关键时刻尤其在盖棺论定的关键时刻都表现出爱憎分明的民族情感来。
邵逸夫已经作古，却已经永垂不朽了，逸夫楼永远不会倒掉的，逸夫楼精神更流芳百世的;李嘉诚还活着，却是夹着尾巴逃跑了，他剩下的只有钱财，他在精神上已经没有一点重量了。“君子之道，与民为善”是邵逸夫的活写真，他留给改革开放的最大启示是：改革开放虽然不提倡红色资本家，但时代最可爱的人仍然是红色资本家。“挂羊头，卖狗肉”是李嘉诚的活写真，他留给改革开放的唯一启示就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人，却变成了改革开放最大的叛徒。这样的启示难道说还不足以让我们作为“警世钟”而“猛回头”吗?
当李嘉诚是伪君子的时候，我把看当作道德家敬重的。当他撕掉画皮撤资的时候，我也就扯掉他在我的道德文章中的一席之地。因为我的文章之道与邵逸夫爱名不爱财的精神是相一致的。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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