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接受央视专访。她得奖不忘集体协作、不忘毛泽东思想，体现了现代大科学精神
我们先看屠呦呦接受央视专访发表感言，然后再谈标题的观点。她对央视专访发表感言(原话)说：
“我想，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个衍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是个入口。这一点我也觉得很高兴，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这次获奖，对于中医药的意义，我想，这也是一个怎样认识我们古代确实有的宝贵财富。毛主席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因为我们这个中医药是非常丰富的，但也不是捡来就可以用。我大概做了二百多中药提取方法，加起来三百多种，全没成功。所以我开始做这个部位叫做91号，为什么?是做到91次实验以后，才发现这才是有效的部位。”
我们细细品味她这篇感言，明显感到：
一、她高度肯定青蒿素获奖，是研究团队集体攻关多年的成绩，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是中国的骄傲，高度评价了中医研究中集体协作的伟力。
二、她高度信服毛主席对中国医药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早在1972年3月，她以研究小组代表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论文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疟中草药工作》，掀起了全国对青蒿抗疟研究的高潮。
三、她在高度评价中医研究中集体协作伟力的同时，不回避个人的努力。她对中医研究中个体与集体关系，大科学与小科学的关系，有一个正确认识，这种态度值得我国所有科研工作者学习。
现在浅谈本帖标题的观点：“她得奖不忘集体协作、不忘毛泽东思想，体现了现代大科学精神”
首先，什么是大科学、小科学?什么是大科学精神，青蒿素研发项目是大科学吗?
[铃兰台1]网友在《我们处在了大科学大协作的时代——谈屠呦呦教授得奖》主帖中，对大科学、小科学概念已说得很清楚了，笔者不用多嘴。唯一要补充的是，大科学项目所使用的仪器设备，不仅多，而且大型化，仪器设备的经费，也不由科学家自己承担。操作这些仪器设备，必须由众多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员共同来完成。
大科学产生的根本原因，一是科学枝术本身的发展，科技活动必须从整体出发，依靠多学科科技人员集体协作来进行，大型复杂的科研项目不可能由一人或几个人来进行。二是社会的需要，直接要求科技解决国家社会面临的各项重大的问题。毛泽东时代拥有原子弹，氢弹，火箭、导弹，核潜艇，人造卫星，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人工合成胰岛素，万吨水压机，精密机床，万吨巨轮，第三代飞机，化肥，青蒿素，杂交水稻，高效水利设施等，无一不是大科学的成就。当然，也有著名的小科学，如陈景润个人进行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典型的小科学,因为它是个人研究或学科交叉影响较小的集体研究。世界上最早的集体科研机构是1871年英国剑桥大学建立的卡文迪许实验室。
再讲什么是现代大科学精神?在合乎客观规律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社会化集体协作，组织大量科技人员参加，投入大量科研经费，进行大规模科技活动，科技人员密切配合，攻克难关，取得巨大社会效益的成果，推动了技术进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我们称之为现代大科学。在这种大科学活动中升华出的意识形态，我们称之为现代大科学精神。
就拿青蒿素大科学活动来说，它是在合乎客观规律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青蒿素大科学活动中升华出的意识形态，即上述屠呦呦接受央视专访发表感言中显示三个意识形态观点，就是表现了我们所称的“现代大科学精神”。
我们从青蒿素大科学活动过程，看青蒿素科研活动经费、人员、期限、规模、学科和组织等情况中，可判定青蒿素科研活动的确属于大科学：
6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入越参战。战士们纷纷感染疟疾，极大地影响战斗力。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对此十分关注。与此同时，越共军队也因患疟疾大量减员，越共中央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政府代为研究寻找能替代氯喹治疗疟疾的新药。
1967年5月23日，毛泽东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研究工作，要寻找能够替代氯喹治疗疟疾的新药。周恩来总理直接参与，国务院专门成立“5.23”办公室。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数十家国家级和省市级的研究机构在各大军区所属的“5.23”办公室领导下，承担了这项当时较为秘密和重大的科研工作。1967年5月至1972年的五年中，各地承担5·23项目的科研人员把中医药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瓶瓶罐罐翻了个底朝天，检验了无数的中草药治疗疟疾的成方、单方、验方、秘方。花掉了以亿元计算的人民币和大量的人力物力，却一无所获。
但后来云南省“5.23”领导小组药物研究所却带来好消息。我们从云南“5.23”工程可窥当年盛况之一斑。
根据全国“五二三”项目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云南省于1971年成立了“昆明五二三领导小组”，以昆明军区后勤卫生部、省卫生厅、省科委等单位为成员，部队和地方共有30多个科研机构参加，直接参与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前后约320多人;全省涉及16个地州的30多个县，1400多个生产队，搜集民间抗疟疾中草药单方、验方4300余个;其他省主要参与研制的单位有6个，主要协作单位有39个。一场全国性协作、全国集团军式的“抗疟”战斗悄无声息地展开了。
在大量查阅“本草”记载及其它医药典籍、资料的基础上，科班出身的科研人员积极向民族、民间医生收集治疗“打摆子”单方、验方及驱蚊、灭蚊的方法。在搜集、整理、采集、试验研究后，把注意力逐步集中到了中药“常山”及马兜科植物“金不换”、“管兰香”上，这些药物虽具有明显的抗疟效果，但遗憾的是又具有无法克服的毒性。
1972年底，云南“5.23”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傅良书，副主任周建波、李舒从北京参加完全国“5.23”会议回来，向科研人员传达时提到，北京中医药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发现青蒿的粗提取物有边缘抗疟作用，正在对此研究，最后屠呦呦取得了成果。傅良书等建议云南罗泽渊他们也筛选一下本地的蒿属植物进行研究。
1973年新年，罗泽渊到家住云南大学的朋友家玩，在云大校园里意外地发现了许多苦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采了一大把抱回药物研究所。之后，她制备了苦蒿不同溶剂的提取物，顺利地分得了数种结晶成份。当从事多年抗疟药药效学筛选工作的黄衡看到编号为结晶体三的化合物过筛结果时，惊讶地发现，原本被感染得呈“满天星”状的小鼠血片中，疟原虫竟全部消失了。“会不会只是一个偶然”，黄衡惊喜之余冷静地提醒自己。但是，多次试验结果重现后，他激动了，“这不是偶然，我们真的找到有效的抗疟成分了。”黄衡把这份意外之喜告诉了组里的其它成员。全体人激动难抑，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经过进一步的药效学、药理学研究，到三月底，课题小组成员们证明了苦蒿结晶三确实具有高效、低毒抗鼠疟的特点。与此同时，罗开均将苦蒿的植物标本送请著名分类专家吴征镒教授鉴定，定名为菊科蒿雪大头黄花蒿。因此，他们将该结晶命名为黄花蒿素。
戚育芳告诉大家说四川的青蒿也是黄花蒿，开花期比云南晚，说不定四川会有。没有耽搁，戚育芳和詹尔益马上打点行装赶赴重庆。得知重庆市医药公司正准备处理一批不合格的青蒿药材。大喜过望之下，他们一口气买下了500公斤，回到所里加工提取，发现这批蒿中的有效成份很多，可以从中提取大量的结晶。
虽然云南科研人员也在实验中取得成果，但北京方面科研人员屠呦呦是1972年3月最先发现青蒿粗提取物有边缘抗疟作用，所以青蒿素成果优先权属于屠呦呦。屠呦呦获取了诺贝尔奖，但她归功于集体，她说“这是多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这就是她的现代大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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