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一个绝大的讽刺，社会主义的中国开历史先河公审讨薪民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公审现场的听众见证历史后是更爱我们的党呢，还是相反呢?听闻如此消息的众多人士是更爱我们的党呢，还是相反呢?其他国家的民众听闻此消息，对中国又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不知道这些农民工为何要政府为欠薪负责。但我知道很多地区的工程最大的包工头就是政府。这是地方债的一种主要形式吧。如果是这样，政府赖账，又用国家暴力惩治讨薪者，这是怎样的作为呢?两会上在热火朝天的讨论民生问题，基层政府却在抓紧制造官民对立，这是很不协调的画面。人民需要一个答案：到底哪个画面能够代表中国?
上一次我讨论了乡贤政治，但没有加进太多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的乡贤是在1840年以后失去了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的特质，而变成凶猛残暴、缺乏人性的代名词的。乡贤不是社会的根本，他们也要受上层官僚以及帝国主义者的盘剥。有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人就会变成魔。现在农村是个空心化的状态，很少有人愿意回去。现在提乡贤政治，其实是在为城镇化预热，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形成了以房地产为核心的经济架构，现在的乡贤不会比民国时的乡贤更善良。中国的社会问题将要更加严重。
中国的房地产政策造就了一大批先富的人，而且随着房地产的发展，这些人变得越来越富。代价是什么呢?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房奴。所谓的先富带动后富成为了一种空谈。中国的经济为何在这种模式下能够持续发展呢?在我看来，这也符合《资本论》的分析。中国的人口规模是巨大的，房地产的发展确实提高了农民工群体的工资，他们在城市的消费，带动了中国多产业的发展，中国经济迎来了繁荣。但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并对工业进行转型升级是个不错的口号。但也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平衡。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大量工人失业，大批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甚至被赖掉。没有了消费之源，第三产业又怎么持续发展呢?解决不了目前的困境，中国社会的状况会有恶化的危险。
共产党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那就是依法治国。但一个国家法制成功的前提是这个国家必须有道德，否则法治就是另一种专制。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它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并且在立法的时候充分考虑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另一个比较出名的变法就是王安石变法了。讨论其失败的原因大都会说王安石重用的变法者大多是一群唯利是图的小人，让变法的利民措施无法实行。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一些人之所以追随王安石变法，为的不过是自己的名利而已。我们再看看中国当下的依法治国，首先通过的一些法律都是保护有产者的，都停留在所谓的程序问题上。而真正需要密切关注的比如农民工欠薪问题、高价学区房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政府是什么态度呢?答案永远是正在讨论，等待结果。立法者加进了自身的利益，法治的公信力是会大打折扣的。法治也就失去了人民性。
我们小时候喜欢唱的歌曲是“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我想如果现在再如此唱，是要被嘲笑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人民公仆和人民之间只有冰冷的法律关系，并且主动权握在公仆手中的时候，主仆关系是会逆转的，而且一旦形成逆转格局，人民想要再次翻身就会是非常艰难的。近来我一直在思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这让我联想到马克思.韦伯论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意识形态是要和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否则社会就有扭曲甚至断裂的危险。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培养不出社会主义精神的，相反培育出的只能是80年代那种自由张扬叛逆的个人主义精神。韩德强老师看到了这一点，但他的实践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一致的，当他们被找到之后吹起的泡沫在阳光底下是会破裂的。
最近又看了分析农民自杀问题的文章，有很多感慨。中国每一次的经济变革，都带来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一个突出问题是很多农民成了光棍，成了被社会遗弃的人。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用伤痕文学惹起无数眼泪，赢得万分同情。而农民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选择自杀，默默与世界作别，让人不胜唏嘘!我也问过很多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是否怀念过去。他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那时候他们无忧无虑，可以尽情尽兴的活。而问到他们是否愿意回到那个时代，很多人犹豫了。因为那是个高度自律的时代，每个人都要追求最美好的自己，挑战自己的极限。用别有用心的人的说法，那是个道德绑架的时代。是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每个人都应该思考我们应该怎样的活。当经历无数痛苦挣扎之后，迷茫了就会有自杀，觉醒了就会有抗争。或者这就是余华《活着》的余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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