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爱国主义的象征吗?
每年端午节前后，媒体都要发表一些纪念屈原或者涉及到屈原的文章。人们不忘宣传屈原的目的，主要是宣传爱国主义精神。
“纪念屈原是因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个说法许多年来流传甚广，几乎被人们深信不疑。但是，它是站不住脚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还没有爱国主义这个概念。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本是周王朝的封地，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祖国。知识分子或要实现政治理想，或要实现人生的价值，或者要谋取荣华富贵，往往周游列国，寻找明主，并不把家乡所在的诸侯国视为祖国，也没有背叛祖国的概念。本来无祖国，何来爱国主义?楚才晋用这个成语，就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孔老夫子是鲁国人，待价而沽，所以才周游列国，谁也不会认为这是背叛鲁国。
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确实说到屈原对楚怀王有忠心，所以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是，忠于并同情怀王，不过体现了屈原对君主个人的态度，并不表明“爱国”;怀王曾经重用他，他不改忠心;顷襄王和子兰排挤他，他报以怨恨。这和爱国主义可以说毫无关系。如果说，忠于怀王就是爱国，那么不忠于顷襄王，并且以自杀抗议，就是不爱国了?
如果把爱诸侯国和忠于君主作为爱国主义，并以爱国主义作为道德价值来衡量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那就乱套了，将出现很难理清的逻辑混乱。苏秦先是游说秦国，主张连横分化六国，不料碰了钉子，转而游说六国，主张合纵抗秦，传说挂了六国的相印。李斯、韩非、商鞅、张仪、范雎、蔡泽都是从别的国家来投奔秦国，成为促进秦国发展的著名的历史人物;孙武、吴起、吴子胥、吕不韦、廉颇、乐毅这些奇才伟俊都最终为他国所用……如果说屈原是爱国主义，这些人岂不是都成了“卖国主义”?
《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应该说是屈原评价方面的权威。司马迁为什么要把战国时期的屈原和西汉时期的贾谊放在一起作传呢?因为屈原和贾谊是一个类型的人物，都是怀大才而不遇，被贬谪压抑;都是廉洁耿直孤芳自赏不肯阿谀奉迎;都是文学成就巨大。司马迁的头脑中的屈原、贾谊，都根本没有爱国主义的概念。对屈原的自杀，他非常遗憾，予以责怪，并不予以爱国主义的赞赏，他说，以屈原之才，游历诸侯，哪国都能重用，何必寻死!司马迁说的对，屈原和贾谊都没有从被贬的阴影下解放出来，自找苦吃，才使历史埋没了他们的政治才能，只留下了他们文学史上的价值。
《屈原贾生列传》介绍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后来遭到朝臣嫉妒和谗毁，被贬。屈原怀才不遇，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司马迁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离骚，就是被贬之后的牢骚。说《离骚》是爱国主义的诗歌，恐怕没有什么道理。
司马迁评价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核心就是，其志高洁，其行廉直，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这一点，在《渔父》中更为明确。屈原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渔父说，何不同流合污?屈原曰：“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晧晧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尘垢)乎!”就是，宁死也不同流合污。
屈原志向高洁，行为廉直，怀才不遇，孤芳自赏，宁死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以致成为历代志士仁人理想的品格。历代知识分子都从屈原的形象中汲取道德的营养，人民也同情和喜爱这样性格的知识分子，这对中国人的道德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这是屈原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所以文学史称屈原泽被万世。至于爱国主义，我认为是一种误解。
现在的人产生这个误解，我想大多与郭老(沫若)的剧本《屈原》有关。当年郭老为了抗日的需要，写文学剧本，把屈原写成了爱国主义的形象，“要达到的目的是，鞭挞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表达人民心中的愤怒，借屈原的悲剧，展开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卖国与爱国之间尖锐激烈的斗争，借古讽今”。郭老并不错，文学创作古为今用，为政治服务，都是对的。可是文学与史学不同，把文学形象混同于史学事实，据此认为屈原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这就是后人的失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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