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业兴旺，是中国自2000年以来此轮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原因，更是中国经济能够挺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原因;而房地产业收缩，则是中国自2012年以来经济下行不止的主因。
对照统计数据，不难看出，这十几年来，房地产业的状况与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完全同步。自2000年以来的房地产业“发烧”，支撑了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年均增幅在10%以上);2008年的4万亿刺激性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辗转进入了房市，帮助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2012年开始的经济下行，是此前几年在房价高涨、民意沸腾压力下持续打压房地产政策的叠加后果，与之对应的，是房地产行业的收缩与低迷。
中国历来有以政府主导的巨量投资调节经济下行的传统，虽然积累了货币超发、债务增长、产能过剩等问题，但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这是“中国奇迹”得以呈现的原因。但是，现在这一手法为什么不灵了呢?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伴随着2012年以来经济下行的，是巨量的货币投放和政府投资，但宏观经济就是无动于衷，刺激不起来。自2012年以来，虽然舆论对2008年4万亿刺激政策存在各种批评，但为了“保增长”，政府的货币超发一点也不逊于2008年，到2014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14年11月底至2015年底，共计13个月即完成5万亿投资计划，而当年的4万亿投资，是分26个月才完成的;2016年1月，对实体经济发放贷款2.54万亿，比启动4万亿投资计划的2009年1月，还多出9000亿。
这么多的投资，却像是打了水漂，没听到多少动静，让人还以为，本届政府已放弃投资拉动经济的路子了呢!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屡试屡灵的投资拉动，突然失灵了?难道真的是因为“边际效用递减”?
症结就在房地产业，中国经济已经患上房地产依赖症，刺激政策必须刺激在房地产业上，否则就是白忙乎。今年一季度房地产的回温，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开门红”、“小阳春”，就是典型例子。
房地产既是商品，又是投资品，这使得这个行业能够持续承载高利润。这就是房地产业既能成为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功臣，又能成为经济下行祸首的原因。其他行业即使是电信业，维持高利润也要靠垄断，金融业、能源业等更不用说;互联网行业则版图已定，进一步扩展利润，靠的已不是创造新需求，而是挤压传统行业。只有房地产业不同，这个行业的容量够大，由资产价格升值所创造的利润空间也够大，可以容纳巨量投资进入。可以说，房地产业是最适合作为杠杆，以撬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行业。
在房地产业兴旺时，一方面，高利润吸引大量社会资金进入，政府投资也辗转而入，同时，利润向上下游相关行业辐射，带动相关行业的利润率、投资与产值增长，这也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必定导致特定行业如煤炭、钢材的投资过量增长、直至产能过剩的原因;另一方面，高利润也意味着能够承受更高成本，于是带动相关行业的地租、物流、资金、能源、燃料等成本项目上涨，继而是整个经济运行成本的上涨，所以，房地产业的兴旺往往伴随着其他不相关行业的艰难甚至是收缩：投资纷纷逃离薄利行业、挤入与房地产相关的高利行业，因此有经济“脱实入虚”的说法——其实，房地产业及其上下游也是实业，只不过局限于特定行业。
在房地产拉动整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下，与房地产不相干的其他行业虽然因高成本而经营艰难，但同样可分享高增长的红利，例如经济预期的宽松、消费需求的旺盛。但当房地产业因政策压制而收缩时，经济预期转为下行或低增长，消费需求收缩，而经济运行高成本的状况却不会因此终结，反而因为金融坏账的增加而变本加厉。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投资必然萎缩，经济下行难以逆转。
现在的政府投资总量虽大，方向却变：重在调结构，提供“有效供给”，却继续打压房地产等“过剩”行业。由于政府“对准”的是非过剩或短板的行业，这些行业无法承载房地产业那种高利润，所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很有限，关键是唯利是图的民间资本不认账、不跟进，只剩下政府唱独角戏，结果5万亿的效果可能还不及5千亿——短板之所以沦为短板，就是因为利薄，投资不愿进入，供给侧改革也不能改变这一点。于是，经济运行就呈现诡异一幕：中央投资计划不断发力，整体投资却一路向下，整个实体经济不断承压，反过来又逼迫财政和货币政策再次加码，结果依然动静不大，经济下行不止。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是欲以人为的判断替代市场的价格信号，主导经济的发展方向。它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民间资本不听号令——不能怪资本“不仗义”，人家做的是自己本分。一方面是房地产业高利润养刁了民间资本的胃口;另一方面是房地产业拉高的经济运行成本，使其他行业难以有利可图。可见，不管是此前的高增长，还是现在的下行不止，根源都在房地产业，它既是系铃者，又是解铃人。
如果房地产业的这种功能可以一直持续，那么将其继续作为控制经济增速的杠杆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世上没这种好事，一切皆有其极限。现在二、三线城市的房产已积压严重，进入“去库存”时期;一线城市如北、上、深，房价已经超英赶美，说明也已逼近极限。泡沫终有破灭之时，可见2000-2011的高增长之路，已经不可复制，不仅外需，内需的条件也已发生变化。
既然房地产已不可依赖，中国经济的未来，就取决于能不能找到新的、类似房地产业这种可以高利润吸引民间资本、又有足够容量可容纳巨量投资的增长点。现在政府倡导的“万众创新”，就是试图以众多小的增长点，替代单个的大增长点。这种新的增长点如果能找到或者被替代，中国经济就可迅速呈现U型走势;如果不能找到或被替代，L型走势也未必能维持多久。随着中国经济的通缩特征逐渐明显，要警惕出现1990年代日本那种长期萧条的陷阱。
为什么说现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好改的都已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就是因为，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困难与当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时已完全不同。当时的困难只是思想被意识形态所束缚，不敢做某些事;只要突破思想束缚，改革就可立竿见影。而今天的中国是实用主义主导而非意识形态主导，困难已不是不敢做什么，而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即没有了当年那种“一做就能生效”、“一改就灵”的选项。现在的困难，不是难在阻力有多大，而是难在难于抉择，找不准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因为对各项具体改革的后果、效果难以确定，不知道结果是好、是坏。这或许也是现在高层强调顶层设计的原因——正因为不确定，所以才要想方设法去确定。
或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不确定的，改革方向不是很明确吗?进一步市场化，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中国再怎么进行市场化，在这方面也比不过比中国早走了几百年的欧美国家。但中国改革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是为了契合于某种理论。欧美这些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现在又有哪一个经济表现好过中国?既然成熟的、完全的比不过不成熟的、不完全的，中国又有什么必要非得要赶着去变成那个经济表现不行的呢?
近30多年中国的经济表现为什么能够一枝独秀于世界之林?就是因为市场体制的“不完全”——当其他国家都主要依靠市场一条腿走路时，中国却在用市场和政府两条腿走路，当然能走得更快、更稳。强政府对中国经济的作用，至少表现为三方面：1，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环境;2，压低其他要素价格以吸引投资;3，进行强有力的反周期干预。后面两项是所有成熟经济体都做不到的，前面一项也很少有后发展国家或转型国家能做到。正因为有此独特优势，中国才能够在发展速度上领先各国，并创造奇迹。
可见，较之其他各国，中国能够创造经济奇迹的独特优势就在于有一只比别人更强壮的“看得见的手”，这是中国经济的体制优势所在。如果改革就是要废掉这只手，让中国经济也只能像其他国家那样跛足而行，那么以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何在呢?丧失了自我优势的中国，将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吃尘。一定要记住，中国经济不是运行在某个封闭的空间中，只需要按照某种理念进行“自我完善”即可;它时刻都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找到、建立和保持自己的独特优势，才可能在竞争中胜出。
十八大三中全会之后，执政党高层显然也意识到此点，所以提出供给侧改革。搞供给侧改革，即意味着政府还要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主导性作用。而推动“有效供给”能不能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将决定供给侧改革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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