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葛剑雄以国家财政的支配权对中央集权说三道四有失偏颇! 这位葛先生其实只说了国家财政的两个方面，谁占有和为谁用显然缺乏全面性。
为全民服务的国家财政到目前为止，大概只有母系氏族社会才有，从父系氏族开始到部落，到国家，不管是王权还是皇权，争来争去本质一多半是争夺国家财富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并为此血流成河。
就人的本性来说，私欲占很大一部分而不是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所以，一旦取得天下，肯定先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而不会是天下苍生，所以，毛主席才要开展“要斗私批修”，就是要从精神上让官僚体制和社会主义信仰者做到大公无私。就国家对财产的占有数量来说，当然是越大越好，而且是多多益善，而不是一亩三分地的不思进取，坐享井底之蛙就满足了。
关于支配，即为谁用，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质，自然为私欲横行的封建社会所不容，只能郁闷而死，其实，范仲淹两句名言表面看起来让人民很受用，好像自己官做大了会天下为公，为民谋福，这是对范仲淹话语的曲解。以范仲淹私有社会的精英身世，绝没有撇开皇帝于不顾而一门心思的去为民着想的阶级觉悟，就动机来分析，也许他在想，如果不为民着想，哪天官逼民反，惊扰了他和皇帝的一帘幽梦那不就坏了天下大事?其本质还是纵容皇帝的私欲，表面为民，实则为君，或者说直接为民的背后是间接为君，而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内心深处还是私欲作怪，只有毛主席治国就是治吏，并指出，政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是人类历史有文明以来彻底为民思想的全面体现。
在面对享乐主义和不顾人民死活的官僚主义有所抬头后，以文革的形式发动群众，让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让人们坐等朝廷偶然出现一个范仲淹式的人物为民谋福，让人民向私欲有所抬头的体制发起挑战，这也许才是发动文革的初衷。但这种乌托邦式的政治模式在老人家去世以后，也就昙花一现，被私欲横行，以让少数人先富为遮羞布，让自家的子孙后代先富的继任者冠以浩劫!
所以，复旦这位葛先生仅仅从国家财政的占有和支配权而不从人的素质和觉悟上评说中央集权的所谓弊端，显然有失公允，中央集权不能只存在于大国，小国同样也有中央集权，就是国家回到部落时代还有，所以，以支配权说中央集权过于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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