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中国高铁的成功说明了什么?
有一则新闻说一名印度女性到中国旅游，被中国高铁的高速和一路上的干净环境惊呆了。了解一点印度的人知道，印度的火车不仅超慢而且超载，人们可以扒火车随上随下的搭车。
高铁是近十年中中国发展成就最显著的一个项目。记得以前坐火车，即使经几次提速后，一百三十公里的京津之间，也要花七十分钟，京津高铁2008年通车后，坐车时间突减到了十八到二十分钟，那时感到这么快的速度真不可思议，后来高铁在宁波出事之后，现在京津之间也只需花半小时。
在至今的八年间，中国高铁发展迅猛，除了原有普通铁路，高速铁路已经成了人们出行的主要线路，现在高铁运营里程已超过了两万公里。
中国的高铁成就，谁也无法否认，这又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再次体现。事实已经证明，留存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多的领域，发展是最快的，成就是最明显的，比如我们的铁路，航空，航天，以及不为外界所知甚多的军工领域，反而比较彻底市场化的其他诸多领域，尽管显得非常热闹，但成就与其热闹相比，就很稀薄了。在一个已经“上天揽月、下洋捉鳖”的国家，至今是还不能造自己的汽车发动机，电子和电信芯片，精密的机械和精密的加工，叫人是多么的伤悲。据有人统计，在核心技术领域，中国有只有23项领先于世界，但却有105项落后于世界。
社会主义制度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在国家需要的领域，集中投入部分资金，集中一批优秀的科研人员，组成相互配合和支援的几支队伍，针对某个科学高峰，发起科研攻关，在群策群力下实现突破，借用战术术语，叫“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我们依靠这个优势，完成了两弹一星、核潜艇、航空航天、种子改良，化肥、八万座水库、疫苗，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等重大任务，在体育领域，竞技体育成就也是最好的例子，高铁也是最好的例子。
记得当年铁道部要发展高铁，有自主发展一说，也有引进日本新干线或引进德国技术一说，但最后是正确选择了自主发展的路子。假如当年购买日本新干线技术，不仅拿不到日本的核心技术，而且日本用拿到的中国钱发展新技术，而我们却不得不依赖日本维护高铁的运营，而且还用着日本的旧技术，那必将是后悔不迭的。刘志军固然腐败而被惩处，但是刘志军对中国高铁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无可磨灭的。
在市场化比较彻底的其他行业，比如汽车，中国已是车轮上的国家，但遍地跑的汽车，几乎都是外国车，即使有中国品牌的汽车，发动机技术要么是购买日本的，要么是与德国合资的。一辆汽车，所用的钢铁、塑料、电子配件、以至橡胶、人力，每个资源都是中国的，仅一项核心技术，或合资、或合作，但都是贴牌使用，外国汽车公司就拿走了利润的大头，给车装备供货的许许多多的小厂家，只能分配利润的小头，都微利得很。其他遍地的医疗设备、机械设备、电子设备等等的代理行业，莫不如此，这就难怪西方常常向中国施压以知识产权保护了。
在市场化行业中，仅限于中国国内的各个小厂商之间，竞争总很残酷。市场化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说竞争越残酷就越发展。现实真如此吗?逻辑是理论的，但现实才是真实的——忽视了残酷的竞争中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成本问题。要竞争中不断取胜，就要不断升级换代，对于规模小的厂家来说，通过科研来升级换代，固然有增加竞争的胜算，但需要投入的成本问题却是首要考虑的。科研存在成败的风险，科研成果有市场推广的风险，但成本却是决定厂家存亡立命的第一问题。这个现象，在倒闭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中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只要还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能维持则维持，实在不能维持下去，那就倒闭破产，转投其他产业，如楼市股市。在市场化的企业中，没有一个平台为其科研托底，企业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
也有人会说，市场化的西方为何不断有新技术，市场化的中国就不会有新技术吗?这里是忽视了一个中西发展历程的不同问题。西方率先站上了科技的高峰地位，而我们第三世界还在低谷。在世界规则仍由西方制定的历史时期，西方必定要维护这种差距，用规则来耀其武扬其威，不容发展中国家改变现状。西方则以技术的垄断，行财富掠夺之实。中国要打破西方垄断，唯一能走的路就是集中力量搞科技攻关，在尖端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科技上一盘散沙式的存在，纵然再鼓励“万众创新”，即使算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一点成就，而“万骨也枯而一将也未功成”总是会存在的，总之看似热闹，无非就是个低对低的的拼杀。
中国所剩的国有企业不多了，大部分企业是私有企业，中国到底应该靠谁?谁最靠得住?纵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些国有企业也搞市场垄断，但这种垄断不是国有企业本身的罪责，而是其本身从市场化一开始就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所赋予的科技能力的体现，其垄断是延续的高水平上的垄断，如果国有企业不垄断，也会有别的企业的垄断，但很可能是从零开始的低水平上的垄断，这种低水平上的垄断，于国于民才是最差的垄断。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没有原来铁道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中国高铁能出现的几率有多大呢?印度倒是完全市场化的国家，而它的高铁在哪里呢?
看似热闹而纷纷扰扰的千千万万个私有企业，繁荣一下场面可以，但莫指望它们能终极提高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能保住自己企业的生存就很不错了，据统计，中国私有企业的平均寿命九年左右。在发展起来的数量稀少的私有企业中，优秀的私有企业，无一不是成规模，又无一不是以科研为生命，但每一个企业的科研成功之路上，又无一不是走着类似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特点，即在大私有企业中搞的小公有制机制。
在尖端科研领域，唯一赶超西方的办法，只有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达到，无此应无可能，中国的高铁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2016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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