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作者微信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大年初二，宁波一位游客擅自闯入动物园的老虎活动区，被老虎咬死。事件的细节不去说了，大家可以问度娘。我想讨论的仅仅是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波，以及风波背后的情与理。
和半年前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里发生老虎咬伤擅自下车女游客的事件发生后一样，舆论几乎一边倒的同情老虎，谴责受伤或死亡的游客，这折射了一种什么心理?
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也就是说，任何现象的出现，背后总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无意对这种“同情老虎，谴责死者”的现象做价值判断，只想提出自己的分析，找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先说“老虎无辜”论
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无辜”或“有罪”的概念只适用于人类，所以“悼念老虎”之类的说法只是一种哗众取宠的噱头。比如，春节期间我们消费了大量肉类，那些因之被宰杀的猪羊鸡鸭鹅，哪一只是有罪的?
谈论“老虎无辜”，其实仍然折射了公众的情绪，即对违规游客的痛恨。
再谈“游客活该”论
这是各微信群、朋友圈里几乎一致的看法。仔细梳理一下，我们会发现公众之所以形成这一看法，遵循的逻辑是“只论理，不讲情”——你违规，所以你活该！
不作不死，作死就必须要死?
游客固然有错——为了节省150元的门票就逾墙而入——可罪不至死，严格说起来，他甚至没有违反法律，只违反了公园管理规定，应该被按照公园的管理规定处以门票价格XX倍的罚款，却远远不到要丢掉性命的程度。
当然，因为他逃票，误入虎园，或者又心存侥幸，觉得饲养员都在喂虎，老虎的攻击性应该不强;或者又因为看了太多的卡通老虎，觉得老虎已经不吃人了(忘了老虎吃人是天性);或者像最新传播的消息，他原本已逃离虎口，只是为了拿回一部价值900元的红米手机，果断地返回危险地，最后导致命丧虎口——这绝对是他的行为导致了丧命——可是，做为相同的人类、同胞，为什么我们对和自己相同的生命的逝去，连最起码的同情，或者遗憾都吝于表达呢？——只因为他违反规则在先？
“理”和情的辩证
打个比方吧：假如这位游客是我们的一位亲属，或者朋友吧，那么面对这一不幸事件，我们至少会说两句话，第一句：“他真的不该逃票翻墙进入公园，这是他的错。”第二句：“我真的很难过，他还那么年轻。”
第一句话是理，第二句话是情。凡事都既要讲理，也要讲情。
他不是我们的亲属，也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就不必说第二句话了吗?可是，可是……他不是我们的同胞吗?
一个中国同胞，因为一个意外死去了(虽然这个结果似乎是因为他自己的行为导致的)，难道我们一点都不同情吗?甚至连对生命逝去的一点遗憾都吝于表达吗?
很可能，对死亡游客的一致谴责，包括对被射杀的老虎的夸张同情，正在让我们的同胞之情一点点消失，同胞共同体的感觉最终也将消失殆尽?
这非常危险。因为“情”是共同体的粘合剂，失去了情，共同体就只靠利益来维持了，利益作为惟一纽带的共同体是非常脆弱的，稍有风吹浪打就会四分五裂。
我们为何走到了今天
行文至此，我要再次强调一下：我没有任何谴责那些“谴责被咬死游客的公众”的意思，只是想梳理一下：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并追问一句：我们为何走到了今天？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近四十年来我们都经历了一个从紧密联系的共同体走向个人原子化生存的历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原本掌握共同体管理权的精英阶层，利用了这种便利肆无忌惮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改制最典型的反映了这一特征。
精英阶层的这种行为方式，把所有对共同体用情最深的人的心都伤透了——爱厂如家几十年，一颗螺丝钉都不肯浪费，忽然下岗了，厂子和你没关系了。
这样的社会“转型”给公众传递的心理暗示是什么呢？谁用情，谁傻瓜！
这里隆重向大家推荐曹征路老师的小说《那儿》，我认为，这是反映国企改制最好的一部小说，主人公“我小舅”是一位爱厂如家的工会主席，最后在工厂改制前夕，用自己最心爱的气锤自杀。初读这部小说，我曾经潸然泪下。
这是“病灶”还是“优点”？
既然不能讲情，“理”就成了我们唯一的依托，并且从此痛恨一切破坏规则的人——只讲理，不讲情的社会心理定势就此形成，并且泛化到各个领域。甚至，中国社会公众诅咒欧美白左，莫名其妙的喜欢特朗普，都与这种心理定势有关。
但这是我们的心理病灶，不是我们的优点。
不能全盘否认改革的成就，但现在最需要的是缝合改革留下的历史伤口，重建社会信任，重建我们的同胞之情，重建我们的同胞共同体。
宁波动物园的悲剧是具有寓意的：逃票，就可能遭遇虎口。很多精英靠翻墙逃票发了财，他们现在需要做点什么使自己免遭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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