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没什么新鲜事。类似“辱母杀人”案件，过去一直在发生，现在也正在发生。如果对民间高利贷盛行问题不能充分认识的话，今后还会继续发生。
当网民在激烈的讨论案件时，许多人其实对引发事件的根本问题，民间高利贷，或曰地下借贷、民间金融的泛滥并不了解：高利贷正在日益合理化。将热点聚焦在“辱母杀人”层面，而不能将高利贷合法化制止的话，这种无底线追债导致的刑事案件将会越来越多。
近年来，各种小额担保公司广告、小额贷款广告、短期资金搭桥广告等，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短信、微信中，还有很多更是堂而皇之的矗立的沿街广告的显著位置。走在街道上，也会经常看见类似的公司。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高利贷本该被历史所消灭的，然而高利贷却呈现出一种遍地开花的趋势。
央行发布的《2016年小额贷款公司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673家。小额贷款公司数量最多的地区分别是：江苏省629家，在全国占比7.25%;辽宁省559家，在全国占比6.45%;河北省450家，在全国占比5.19%。截至2016年12月末，全国小贷公司实收资本8233.9亿元。
这些都是工商登记在册，能够统计出来的数据。而在这些之下，类似于山东聊城的“辱母杀人”案的地下高利贷组织，数量有多少，则无从得知。但从各地曝光的高利贷事件，以及人们经常耳闻的身边各类高利贷时间来看，数量之多，泛滥之广、手段之劣，都是可以感受的。前一阵曝光的裸条裸贷案件表明，高利贷的泛滥和危害正在向更多的普通人发展。
笔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高利贷关键词，显示了近4万个结果，其中民间借贷7127个，非法占有4206个，高利贷3662个，利息13761个。而其中的各类刑事案件屡见不鲜，非法拘禁罪频现，不乏追讨高利贷最终引发致人伤亡的极端事件。
高利贷实际上就是民间借贷，利息很高且多为复利，本息计算犹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因此高利贷历来是被认为一种不道德的债权。高利贷的催收者一般不会通过法律途径催缴，而是通过恐吓、打伤、骚扰或其他威胁手段催缴。在“辱母杀人”案件中，不少时评文章和评论家已经将高利贷和“辱母杀人”案件之间的关系说的鞭辟入里。而如何杜绝这种极端的案例，就面临如何对待民间高利贷这个根本问题。
高利贷在中外历史上，历来处于被道义批判的位置。这是因为高利贷就是赤裸裸的剥削财富的方式。常见的高利贷多为骗局，有赌局设套，合作投资设套等等。近期曝光的大学生裸条裸贷案件，借几百几千元，最后滚成了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也是高利贷。
马克思认为：高利贷资本具有着严重的剥削性特征，他以小生产者的存在为条件，它不仅剥夺小生产者生产的所有剩余产品，甚至于侵吞他们的生产资料，小生产者在没有任何财产可以出卖的时候，甚至卖儿卖女，卖身为奴来偿还债务，高利贷成为封建时代平民破产的重要原因。《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就是标准的一个高利贷放贷者，而杨白劳最后也是因为高利贷而被逼自杀。
由于资本的趋利避害性，资本多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而不做雪中送炭的“善举”(因为贷款给小微企业，从投资回报率和安全性出发，是无利可图或微利可图的)。而在银行对商业回报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银行是不愿意给这些企业放贷的。给中小实业企业、制造业企业、劳动密集性加工性企业放贷，都是违背资本规律的。这就为高利贷存在提供了空间。
现在不少人认为既然民间金融是有其存在空间的，高利贷也是具有合理性的，应当认可高利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将其合法化。
陈志武认为：“只有放开民间金融，包括高利贷，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促进经济的增长。”茅于轼认为：“高利贷不是剥削，是利国利民大好事。”许小年认为：“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必须降低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允许各类民营小型金融机构进行尝试，而其中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东南沿海的地下钱庄的合法化。”
聊城这个案子如果算起来，应该也有那些鼓吹高利贷合法化的专家部分功劳。
在这些专家教授的忽悠下，民间高利贷日益盛行，民间金融渐渐浮出水面，高利贷也在向合法化演进。
在2015年新发布的《民间借贷法》中，有明确规定，年利率在24%以内的受法律保护，24-36%之间的，双方可以自由协商，而超过36%的年利率则不受保护。所以，一般认为，年利率超过36%，即可视为高利贷。这其实是给高利贷，各类小额担保公司开了一个游走于法律边界上的口子。
但实际高利贷的利率一般年利率在36%以上，借款100元，一年要支出36元以上的利息。个别的利率可达100%—200%。民间的高利贷年利一般都达100%，还是“利滚利”，即借款100元一年后要还200元，如果到期不能归还，第二年要还400元，第三年就是800元。而且民间高利贷的利率往往并没有最高上限，一般年利率都在30%以上，最高的可达到200%-300%。本案中月息10%早就超过了国家合法年息36%的上限。在实际中，规范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利润率并不高，一般从媒体上看到的，平均水平也不过10%。
中国现在缺乏资本吗?不缺。据最新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字，2017年2月，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59.56万亿，而贷款余额只有115.51万亿，其间差额高达44万亿元。
市场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但市场的趋利避害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将资源配置完全依靠市场，银行就会对各种实业惜贷，而将资本投入更加能够快速获利，获利更高的领域。
而中小企业的急迫资金需求，将给各种高利贷组织提供肥沃的土壤。按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无论利息多高，借贷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债务人要及时偿还借款的本金。
“辱母杀人”案件的判决中没有考虑高利贷的因素，而是将案子简单化处理。就像某个法院官微，以及一些网络大V主张的那样：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是无视高利贷逼债者将债务责任向人身伤害、人格侮辱延伸，而后出现的暴力反抗。这样简单的处理方式，是社会大众伦理情感所不能接受的。
如果认为高利贷是配置资本的有效方式，是比国有金融机构更高效的方式，那么将其合法化，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如果高利贷可以合法化，私人追债能否改成司法执行呢?即将债务人投入监狱或者没收财产呢?
如果国家出现了金融动荡或者流动性紧缩，那个时候提高高利贷的利率基准，能否被视为合理合法呢?
是不是有人因为短期的生存困难，出现了对资金的急迫需求，只要债务人愿意，就可以提供高利贷，签署“公平”的高利贷合同了呢?
为什么本案中的判决忽视了高利贷因素?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民间金融市场吗?是因为地下金融是具有合理的存在价值吗?
高利贷不是什么金融创新，也不会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辱母杀人”案表明，高利贷只能将资金链紧缩的小微企业压榨致死。民间金融没有做“铺路人”发挥金融助力实业的意愿，只有当“黄世仁”在债务人最困难的时候提出最高利息的动力。
壮大实业和制造业，扶植中小企业，只能依靠国有银行。不能让国有银行退出小微信贷市场，要相信国有银行能够完善金融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信贷。
不要盲目迷信民间金融信贷了，高利贷者关注的只是能否压榨出更多的暴利。如果国有银行不能给予中小企业提供的资金血液，高利贷者就会将这些企业的血液吸干。在地市县市已经没有了国有企业的情况下，再失去金融信贷，地方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和引导制造业、实业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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