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日子，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伍继红沦落为赤贫户的新闻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议论，在人们的印象中，象人民大学这样比较知名的高等学府，它的毕业生应该不会跟贫困户这样的字眼沾边的，也难怪她当年的班主任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叹“太震惊”，而《中国青年报》用了“跌落”这个词来报道伍继红的人生境遇，为什么会用“跌落”这个词呢?因为文章得出的结论：“伍继红的悲惨命运，提醒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跟上时代的步伐。……生活是公平的，给了你机会，你未能把握，是不能责怪社会的。”你伍继红只所以有今天的困顿，都是你自己一路跌下来的，都是你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持《中国青年报》文章这种观点的，很有一些市场，他们把悲剧产生的根源过多地施加到当事人身上，例如个人的性格，社会给了你机会了，是你自己的性格等个人原因让机会失去了。这不仅让人想起另一个相似的人物来——陆步轩。
陆步轩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他毕业的时间是1989年，跟我一年毕业，比伍继红早毕业9年，他的为人关注是因为成了一名杀猪卖肉为生的屠户。从北大毕业生到一名屠户的转变，当年着实引起了社会极大的轰动和激辩。记得当时有一位知名的改革教导师说北大毕业生卖猪肉为生是一种社会进步，是思想解放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这种说辞跟如今《中国青年报》文章对伍继红遭遇的说法大同小异，都把当事者非常境遇的责任归于个人对命运把握的失误。陆步轩毕业的1989年，其实国家就开始尝试着放手大学毕业生的分配了，我记得那年也是跑到社会上找工作，那时还没有什么人才市场之类的求职场所，求职也是漫无目的地投简历，投出去的简历有的就没有了下文，有些责任感的单位回执就一句“编制已满”，到后来还是系里联系了一家金融企业，让我们自己回地方托人找关系分配进去。陆步轩一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为什么开始会分配到他们县里的一家小柴油机厂?根本原因恐怕是他根本就找不到什么关系分配到更好的单位!命运从那个时候就注定已经由不得他了，就注定他后来拿起“屠刀”开始另类的生活了。
我还记得有一个山东的名牌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跟着父亲卖糖葫芦的，可能毕业的学校不如北大、人大那样名头响，这样的事例早已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不为人知了。如果看一眼这些跌落凡间的天之骄子们的履历，他们有一段都有着共同的印记，那就是他们都来自于草根家庭，我没听说过某个县长的公子去杀猪卖肉的，即便他是高中或者更低的学历，都会轻而易举地端上铁饭碗，不但不会跌落，而且还会步步高升。所以，如果在面对这些跌落了的人的时候，在你要开口发表意见的时候，一定要睁开眼睛看一看四周的世界是不是公平地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机会是不是向他们伸出了公平的手臂?象陆步轩、伍继红这样跌落的人因为也不普遍，所以他们的跌落肯定有其自身的原因，但绝对不能因为他们自身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否定社会问题的存在，而掩盖社会存在的不公给那些本来有更好的发展前途的人带来人生的巨大伤害。陆步轩不努力吗?他离开那个柴油机厂后做过很多事情，开过化工厂，做过小生意，后来操起了卖肉的行当。伍继红不努力吗?为了找份工作她不停地打电话投简历逛人才市场，她下广东，去江西，在服装厂里打过工，最近变成了务农为生的赤贫户。这个曾经获得过国家档案馆专门为档案学学生设置的“兰台奖学金”的人大毕业生一步步的跌落难道真的与社会无关吗?难道诺大的一个国家的无数档案馆里都没有一个人大毕业生的位置吗?那些说他们跌落无关社会的人，甚至认为他们的跌落是社会进步的人，是真正需要拷问灵魂的人。
从陆步轩毕业那年开始，国家陆续开始了撒手不管的毕业分配改革，1994年国务院出台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要里面，明确规定了大学毕业生自主投业的制度，到伍继红毕业那年，国家把大学毕业生一古脑儿推到市场里面去了。伍继红谈到当时的心情用了悬崖和刀口这样词汇，她说：“毕业时，已经不分配，到了悬崖口，到了刀口，不得不面对，只能自己去找。……当时想，找到就行，国家不太管这个事，完全是自主的。”一个没有经历过社会历练的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尤其是一个来自草根家庭的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学生，一下子要迈出人生这重要的一步，其惶恐是必然的一种正常心理反应，她并没有退缩，她做了她应该做的，但机会并没有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慷慨地张开臂膀，那种打击不是那些没有经历过从贫寒家庭走出来的人所能理解的。自古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就承载着太多的家庭的重担和希望，每一条能够改变命运的通道他们都会加倍珍惜，并付出全力去争取。而一旦这条通道受挫，他们内心的自责感、负罪感、挫败感都会一齐袭来，当幼小的心理承受过多的重压时，往往就会出现问题。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家境贫寒的学生因为高考预选失败而在学校操场的单杠上自杀了，还有一个同学因为学业不顺疯掉了，其实我自己的心里当时也时时承受了他们所承受的一样的压力。过去，国家对大学毕业生是采取分配的政策的，这对于那些有幸走进大学校门的贫寒家庭的学生来说，无疑于吃了一颗定心丸，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最有力保障，而毕业分配的市场化，则无疑于掐断了一些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的念想，抽取了让贫寒家庭的孩子摆脱过去命运的梯子。我回老家的时候，有时听到一些为了孩子付出了巨大财力和精力的家长感叹：考不上大学是个愁，大学毕业了也是个愁。因为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找个理想的工作恐怕比伍继红毕业的时候更难了一步了，整个的社会环境、社会压力与日俱增，一些家长为孩子的就业愁白了头。我邻村二百户出头，七百多口人，村里近几年有五个大学毕业生蹲在家里不出门，也不跟人交流，也不出去找工作，把家长愁的没法，村民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为什么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成了这个样子，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一个村子都这么多问题大学毕业生，全国有多少恐怕也没有关心和统计，这较之陆步轩、较之伍继红们更加叫人担忧，陆步轩和伍继红尽管不济，可他们都有正常的生存能力，而那些蹲在家里的天之骄子们，他们的前途在哪里呢?
1919年11月，长沙市有位女学生赵玉贞因不满包办婚姻割颈自杀，毛泽东得知后义愤填膺，在短短13天时间里，连续在《大公报》、《女界钟》上发表了近10篇评论文章，猛烈抨击封建婚姻制度和习俗。而当时对于赵玉贞之死，社会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也有很多人把责任推到赵的个人原因上，而不去从社会上找原因，而毛泽东则不这样认为，他在《“社会万恶”与赵女士》一文中写道：“不过我到底不能放松‘社会’。赵女士的自杀举动，任说是如何软弱，总不能说他是‘无故而死’。他死的‘故’，又总不能不说有多少是在他本身以外的‘社会’。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毛泽东善于见微知著，由面知里，从现象看到本质，才有了后来中国妇女的彻底解放。如今，伍继红事件由媒体报出后，人大的校友们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还发出了捐助倡议书，倡议书写的很感人：“天下人大人是一家，我们无法忍受我们的校友在孤独困苦中艰难生存，无法忍受我们的亲人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遭受磨难。”并且誓言要让伍继红“归队”。然而所有那些热心此事的人或组织，绝少能够从这事件中言及“本身以外的‘社会’”，大都把它当成一件孤立的事件来看，甚至象《中国青年报》文章中“不能责怪社会”的怪腔怪调仍然大行其道着，伍继红事件的社会学意义就在这种怪腔怪调中变得豪无意义了。
我想，用不了多久，又会有一个“陆继红”事件出来热闹一阵子的，“陆继红事件”热闹过后，还会出一个“柒继红”，还会出一个“捌继红”……我敢打赌，不信就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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