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看到公安部领导纪念“枫桥经验”的报道。主要做法或者说成绩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要实现这一点，“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也就是说，把一般性的“公安工作”，交给群众。
我提出，现在能否把执法权交给群众?
我觉得，枫桥经验的突出特点在于，把一般执法权交给群众，由群众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公安机关的主要精力用于处理敌我矛盾。
当前的做法却与枫桥经验有很大的不同：公安、法院、检察机关几乎承包了所有法治工作，而人民群众在法律面前，在执法人员面前，只是被动的“守法者”，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法律成了人民群众的“奢侈品”，根本享受不起，有事也不找法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一是尽管普法工作做了这么多年，老百姓对法律究竟什么内容，还是不知道，甚至不关心，更甚至排斥法律。二是尽管执法人员每天忙碌，但是，社会治安形势并不见好转，恶性犯罪现象频传，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相当陌生。不光社会治安方面，其他质量监督、安全监管、食药监管、司法公正、反腐倡廉、建筑质量监管、扫黑除恶、扫黄打非等监管执法领域，都不令人满意，事故、案件频频发生，社会影响非常不好。
可不可以认为，尽管执法机关被赋予了执法权力，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将法律落到实处的能力。他们的执法工作，即使刨去腐败因素，也还是不如人意的，是漏洞百出的，是远远没有达到目标的。事实证明，单纯依靠公检法等司法机关来执法，则法治效果必然不彰。
那么，既然我们强调人民群众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强调“群众路线”，强调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强调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人民群众就不能有执法权呢?为什么不把执法权从公检法机构以及律师机构手中解放出来，交还给人民群众呢?
我想，人民群众应该是享有执法权力的。
当然，公检法机构在把权力交给人民群众之后，也不是无事可干，而要协助人民政府，指导、领导、协助人民群众把这个权力履行好，同时，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反馈，修改完善法律法规。
这里的人民群众，并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必须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必须是有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坚定正确领导的人民群众，必须是有组织、有纪律、有理想、有信念的人民群众，必须是有社会主义主人公意识的人民群众，必须是有劳动生产单位的人民群众，必须是个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
让人民群众执法，那么，所执行的法律，必须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法律，而不是破坏他们利益的法律。人民群众有了执法权，就可以在执法实践中，找出法律条文中不易执行、不符合群众利益的内容，反馈给有关立法部门，对法律进行完善。人民群众享有执法权，就意味着他们在日常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必须处于主人、主导地位，而不是被定位于“弱势群体”。
我想，枫桥经验的推广落实，恐怕不光是个法律问题，还应该是个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是个谁当家作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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