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则来自基层官场消息，令人喜忧参半，啼笑皆非。
一位科级公务员，在晚上七点多时，因为在家里洗澡，错过接听巡视组电话，被认为影响当地形象而遭纪律处分。媒体曝光后，处分被撤销，当地纪委道歉。一位基层副处级干部，八零后的年龄，长了一张看似六零后的脸，走红网络，本以为是篡改年龄，结果一查是个勤政的好官，是当地有担当的基层干部。
这在腐败遍地的当今社会，宛若一股清流。这种原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事，变成刷屏级的现象，本身代表了网络社会对于廉政、勤政的心理渴望。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有多反感，就对务实勤勉的工作作风有多欢迎。在反腐之外，我们发现了基层公务员的负重前行。不管是抛家舍己的24小时全天候接听电话，还是身先士卒深入贫困家庭的实地走访，人艰不拆了吧。两则消息最后正本清源，主人能获得公允评价，都是令人欣慰的。
这个社会的矛盾，悄然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好官需求的渴望，和符合人民公仆标准的官员供给的极度不足上。以至于，形式主义变成了考核标准，而平凡的事迹，变成了勇于担当模范。到底是我们的官员病了，还是这社会病了?俞敏洪认为中国女人对男人的评价标准会影响男人，这种观点假如成立，那是否我们这一届人民不行，不能盛产好官呢?
中国历史上，向来只有“官”、“民”的概念，而且绵延数千年，把老百姓做了深度的洗脑。居庙堂之高者，若勤政廉洁，是为百姓之福，若贪赃枉法，乃为百姓之苦。作为子民，似乎只有祈求，而无监督，期盼“青天大老爷”一直是传统的社会心理。因此，当年孙中山先生提出“共和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的说法，是振聋发聩的。
孙中山的思想并不是原创，而是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潮中来的。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先贤。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在其政治名著《论世界帝国》一书中说：“公民不为他们的代表而存在，百姓也不为他们的国王而存在;相反，代表倒是为公民而存在，国王也是为百姓而存在……虽然从施政方面说，公民的代表和国王都是人民的统治者，但从最终的这方面来说，他们却是人民的公仆。”
进入19世纪以后，民主政治的“主权论”和“契约论”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和充分肯定，从根本上彻底否定和摒弃了“官父”“子民”的“父母官”理论。这一点，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接受，尤其是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在宣传的语境上，是指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党政干部，如周恩来、任长霞、焦裕禄、孔繁森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
1982年9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把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写入党章。党章第三十三条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这里讲的人民的公仆，是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可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宣传口径上的“人民公仆”和世俗观念里的“人民公仆”含义出现了分离，乃至于市井中提到这个词，都带有戏谑的成分，比如哪个“人民公仆”又落马了……
因此，在政治哲学意义上，“人民公仆”在意识形态方面依然保留有必要性，但社会文化意层面上却在消解其正当性。曾几何时，雷锋成了一些公知造谣、抹黑乃至污名化的人物，焦裕禄、孔繁森式的人物只停留在宣传层面，取而代之的是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等形象。而且，在某些具体个案中，官方形象的高大上与查处后的低俗不堪，成为鲜明对比。在台上冠冕堂皇反腐，结果最后自己变成了反腐的案例。
比如，长沙中院的一位庭长，首届湖南省审判业务专家，长沙市首届十大法治人物，《法制周报》对他的正面专题报道刚见报不久，他就因受贿185万落马。长沙中院一位副院长，曾经是湖南省全省检察业务专家、全省十佳检察官，荣誉无数，刚因受贿619万落马，而且还牵涉出很多腐败问题。刚看到一则报道，这几年，河南省14位市委书记被抓，29名厅级官员折戟沉沙。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建议大家看看鲁炜的亲笔忏悔书，字写得挺好。
人民对政治清明的渴望，并不会因为经济增长而减轻，反而会愈发浓烈。企业家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不要动不动就被扣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骗贷罪乃至涉黑等帽子被追究刑事责任，财产查封没收。普通老百姓担心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更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动不动就像当年深圳大火一样，87位女工殒命，如草芥一般。我们，写字的，当然也不希望跟记者周辰一样，说点儿真话，就被警察半夜查房“抓嫖”。这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为了不被删帖，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以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总是在想，“人民”是什么?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是你，是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老百姓组成的，是我的父母，我们的孩子组成的，是政治最坚定的基石。世易时移，有些东西会改变，但人心不会改变，民心不会改变，对善良、正义和公平的渴望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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