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俞敏洪的“21世纪红颜祸水论”引起了一大票女同胞的众怒，“留学教父”顿成众矢之的，瞬间被射成了一只刺猬。
其实，喜欢说话的人应该感谢俞敏洪。在这样一个肃杀的深秋季节，他舍身饲虎，贡献了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话题，让大家可以议论纵横，恣肆汪洋，又不至于被删帖，被封号。多好啊!
俞敏洪已经到全国妇联去道了歉，但我觉得，他心里未必真的服气。网上也还有一些支持他、呼应他的观点的文章。
俞敏洪并非绝对孤立。
为什么呢?
因为俞敏洪的观点和许多人的“观察”与“经验”相吻合。
02
前几年，房价飙升令屌丝苦不堪言的时候，有财经媒体进行了调查，得出了推高房价的十大原因，其中前三条是——
1、丈母娘推高房价;2、剩女推高房价;3、男多女少推高房价;
细细想来，这不正印证了俞敏洪的观点吗?
如果还觉得不能说明问题，不妨打开电视，看看遐迩闻名的“非诚勿扰”，听听那些女嘉宾的征婚条件。
还记得“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吗?
黄纪苏老师在他的《灯都灭了》一文中，记录了他有一次看相亲节目的经历——
(一个农民工穿过“幸福之门”，站上了相亲台。)
美女们脸色很难看，就好像雪白的婚纱被要饭的抓了一把。美女们说话很难听，她们“麻烦”农民工“活得现实一些”;“劳驾回到真实的世界”;“可以同情你，可怜你，但不会接受你”。还有一位生怕农民工听了不铭心刻骨，说她家有一座别墅，两部法拉利;她是研究生学历，可以嫁给两辆兰博基尼;她要找的是男友，不是“男佣”。
还需要举更多的例子吗?
不承认这些现象，一味怒怼俞敏洪歧视女性，其实不得要领。
03
俞敏洪的问题，不在于他没有看到现象，而在于他把现象当成了本质。
很奇怪，他居然是搞教育的?!
毋庸讳言，拜金、堕落的人群中，有男性，也有女性。
但如果因为有女性堕落就要女性为“国家的堕落”负责，则犯了倒因为果的错误。
身为一名男性、“成功者”，要女性为“国家的堕落”负责，原因无非有两个：
一是肤浅。只能看到现象，并把现象之间表面上的联系，当成了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二是懦弱。不敢深究“国家堕落”的深层次原因，因为害怕会追到自己头上。
鲁迅先生曾经很逼真的画出过这类人的心理：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即以“搞教育”的俞敏洪先生自己为例吧。
鲁迅先生说，“教育是要立人。”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杜威说，“教育即生活。”
古今圣贤对教育的论述很多，可能对可能不对，但还没有一个人说教育就是要赚钱。
而俞敏洪先生，不客气地说，就是为了赚钱而搞教育的——这有带有他个人传记片性质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为证。
在影片中，他们三位合伙人想得根本不是什么“立人”、“育人”，而是赚钱。赚了足够多的钱之后，把钱洒向空中，然后伸开双臂沐浴在钱雨中，感到无限幸福。
影片的名字起得好，他们是“合伙人”，并非“教育家”。
试问，这是不是一种堕落呢?俞敏洪是不是也应该对“女性的堕落”、“国家的堕落”承担一点责任呢?
04
说到底，要某一个性别承担“国家堕落”的责任，这是一种伪逻辑。
如果一定要找“国家堕落”原因的话，那首先是因为精英——包括俞敏洪这样的新晋财富精英——堕落了，精英的堕落导致了社会和国家的堕落。
05
既然如此，如何解释前述的“现象”呢?
这只能说，由于女性比较敏感，这使她们成为社会价值观的晴雨表。
要了解世道人心的变化，观察女性喜欢嫁给什么人，的确是比较简单直观的办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军人、国企工人都是姑娘们找对象的首选，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比较吃香，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大款、高富帅、富二代就渐次成了“白马王子”。
但是，女性愿意嫁给“赚钱很多的男人”(俞敏洪语)，除了前述整个社会在精英的引领下逐渐变得拜金之外，还有一个不太引人注意但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由于过于激烈的竞争，由于社会政策变化的趋向是更少的保障、更低的安全感，以此来刺激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导致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都失去了安全感，更失去了对未来生活的稳定预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择偶时抓住可见的物质条件，比如钱和房子等，就成了一种理性的选择。
至少，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不安全感，可以降低对波诡云谲的未来人生之路的担忧程度。
由此可见，女性并非“国家的堕落”的原因，而是“堕落”的受害者。
06
俞敏洪看到晴雨表，但却认为由于晴雨表的变化导致了天气的变化。
由此，俞敏洪把公共舆论的注意力引向了“两性的战争”而不是引向讨论如何去建立一个更有安全感、更可以带来稳定预期的美好社会，这就活该他被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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