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无法理解这些个体的行动逻辑，也就无法理解自己不安的真正来源、自己愤怒真正应该指向哪里。把恐惧和愤怒倾泻在一个即将被判刑的弱势个体身上，并不能让自己增加一点安全感;因为他们仍然可能会产生，不是在今日，就是在明天。
作者 | 马小军
编辑 | 迟恩
美编 | 太子豹
微信编辑 | 侯丽
令人无法忽视的悲剧。2019年1月8日，北京一所小学里发生一起暴行。据官方媒体报道，1月8日上午11点17分左右，在北京市西城宣师一附小右安校区内发生一起男子伤害学生事件，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控制。受到袭击受伤的小学生有二十名，其中三人伤势严重。
行凶者贾某是该小学聘用的劳务派遣人员，在学校里做维修工作。据公安部门调查，贾某与劳务派遣公司签的合同将于2019年1月到期，由于劳务公司不续签而将面临解雇，他为发泄不满情绪，持日常工作用的手锤在课间袭击刚下课的小学生。
图片来源：北京西城微博
凶行之暴烈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为之愤慨，事件引燃了公众的怒火与谴责：
“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对无辜的孩子进行伤害的借口，必须依法严惩!”
“无论他遭遇的事情多不顺心，一个可以残害孩子用无辜的鲜血发泄自己不满的人，根本不配得到别人的同情。只有泯灭了人性，只有对生命彻底无感的人才会做下如此恶行。”
“对小孩下手的人渣，不用听他背后的故事。”
可是，仅仅让愤怒止步于制裁和谴责是远远不够的，对贾某贴上“人渣”的标签再一脚踢开，也无法挽回我们的安全感。
悲剧并非首次发生
这并非首例。实际上，近年来弱势群体中的极端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2016年甘肃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后服毒自杀，2018年春节陕西张扣扣杀死同村三人，2018年6月份黄一川砍杀上海小学生……或杀害家人，或报复社会，为什么一个活人会沦为厉鬼一样的存在?为什么弱势群体总将屠刀挥向更弱者?一件件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刺痛着人们的神经，更引人深思。
诚然，犯罪就是犯罪，无法得到宽恕和洗脱;但是道德上的法律上的判决只是起点，而非终点。我们必须追问这样的报复行为是怎样从源头上“生产”出来的，这样才是对已经出现的死伤者、更是对未来可能的死伤者真正严肃的负责。
贾某的身份是外来务工人员，是劳务派遣工，而非学校的正式工，这意味着他处在用工结构的最底层。在北京Qingli外来人口的政策背景下，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务合同不能再续签，本就弱势的劳务关系遇上中年失业，成了压垮贾某的最后一根稻草，也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局部引爆。
在各企业拼命压低用工成本的背景下，劳务派遣在实际操作上成了一种能直接压低劳动者薪资待遇的用工方式，因此备受企事业单位青睐。
所谓劳务派遣，即劳动者受雇于劳务派遣机构，但其服务对象却是实际用工单位，劳动者的薪酬待遇、社会保险和培训管理由劳务派遣机构负责。通过这种方式，实际用工单位可以转移用工责任、压低工资待遇;而劳务派遣机构可以通过“吃人头费”赚钱，常常一边在实际用工单位那里压低报价、另一边在劳动者那里压低工价(社会保险和劳动福利自然是能省则省)。
于是，劳动者在工作稳定性、薪酬待遇和社会保险等方面完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在工作和生活保障方面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实际上，大量的劳务公司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违法用工、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件更是多如牛毛。
具体到贾某的事件里，学校用工情况背后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在脆弱的劳动关系被轻易解除后，贾某作为完全失去保障的弱势劳动者的一员，以极端的方式昭示了他们的存在。
事发之后，家长聚集在校门前 图片来源：校长说点事微信公众号
暴力不是挥起手锤时才存在
事故背后是一系例反思。在大城市清退政策的趋势下，在劳务派遣关系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还会有多少农民工将在打工多年的大城市失去立足之地?裁员浪潮下，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失业工人将何去何从?经济下行时期社会矛盾加剧，会不会出现下一个绝望到报复社会的贾某、下一个无辜受害的小学生?
这些问题，远比制裁一个杀人犯复杂，但却无比真实。
客观结果上看，劳务派遣成了系统性地对劳动者施加“合法暴力”的制度安排，还有其他诸如大规模明目张胆的违法用工、各种各样的底层歧视、弱势群体的长期失语等等都不断将边缘人群往社会的更边缘推，最终将他们推到悬崖边缘，黄一川、贾某不过是其中率先跌落深渊的人。
暴力不是当贾某挥起手锤时才存在。当他默默接受不利的用工制度、接受冷酷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时候，“正常秩序”下的“客观暴力”就已经存在，只是以无声的方式、以被大家习惯了的方式施加在无数底层身上，甚至相对安稳的中产在某种程度上也无法避免等级结构的倾轧。将屠刀挥向更弱者，是弱者病态的反抗。
被清退的贾某面对的，是再也无法逾越的社会高墙，是超乎中产想象的冷漠残酷。他们自杀式的报复揭开了社会的伤疤，绝望到用客观上制造的社会悲剧来结束个人主观上的悲剧。
他们是不被需要的人，他们是失去未来的人，他们在施加暴力之前已经忍受了不知多少暴力。作为被倾轧的最底层，他们承担了大部分维持现存秩序的代价，最终他们自己成了社会的病变本身。
贾某的产生是各种社会矛盾缠绕、集中和爆发的一个点，是必然性和偶然性交织的结果。一次次事故，不过是一再提醒我们，最底层已经处在被挤落悬崖、落入深渊的边缘，不过是警告我们掩藏在海面下的冰山有多么庞大。我们对突然爆发的暴力有多么难以理解，就对底层日常遭受到什么样的压榨、他们生活到底艰难到什么地步有多么难以想象。
愤怒应指向何方？
许多人说“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能怪社会”，但既然人是社会动物，就难以脱离社会关系、社会制度。而且有时候，恰恰是这种对现存不合理秩序的默许在更大规模上制造了“命苦”“点背”的极端弱势群体，从而在更大规模上为贾某等人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
图片来源：《摩登时代》
社会的扭曲与残酷在各个角落都促成了社会矛盾的剧烈化紧张化，最终必然会在某些具体场合以某些个人的扭曲和暴烈的形式表达出来。零星却屡禁不止的暴力，并非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是社会矛盾激烈化的产物。贾某等单个个体在极端意义上的质变，正是社会量变的极端部分，就如同癌细胞一般提醒我们，这个社会正在产生什么样的病变。
那些报复社会的“人渣”“变态”，并不是天然存在的邪恶一方，而是现存社会秩序的必然产物，即使不是北京的贾某，也有上海的黄一川、甘肃的杨改兰。并不是天然就有“歹徒”与“良民”的二元对立，而是阶级社会里无声的暴力每一天都在把“良民”推向“歹徒”一方，然后引起社会所有阶层的不安。
在网络上表达愤怒的白领和中产，如果无法理解这些个体的行动逻辑，也就无法理解自己不安的真正来源、自己愤怒真正应该指向哪里。把恐惧和愤怒倾泻在一个即将被判刑的弱势个体身上，并不能让自己增加一点安全感;因为他们仍然可能会产生，不是在明天，就是在后天。
同为劳动者，同样忍受着社会秩序强加的冷酷，中产和底层其实在立场上更加接近;与其以暴制暴、互相倾轧，不如追问弱者为什么一开始就被逼到那个无路可退的角落、如何把割裂的社会重新缝合起来。
有消息称，宣师一附小砍人事件发生后，当地教育局正要求各个学校清除外来务工人员。如果消息属实，笔者感到十分遗憾。我们本来就因为底层的失语和弱势产生隔阂，难道如今又要用敌视和愤怒加固这堵高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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