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吴服传入日本，当代日本人的祖先才得以去树叶草裙而着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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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发生的W大赏樱事件，已经扰攘了好几天了，本来不想说这个话题，但发现尽管W大已就此事发了“说明”，但还是有越纠缠越复杂的趋势，就决定还是要唠叨两句。
其实，这件事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个层面，就事论事，只谈事件本身。
如果W大的“说明”符合事实，即两个当事人之一未按规定预约又打算强行闯入的话，那么W大就没有什么错。这一事件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普通的治安纠纷，每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根本不值得舆论关注。
第二个层面，W大是不是真的有禁止和服入内的规定?如果有，那这个问题就值得略略讨论一下了。
虽然W大的“说明”给人的印象是保安阻止那名游客入内和他的着装没有关系，但从视频中女保安发出“他穿和服怎么能让他进去呢?”的喊声，以及W大110回复记者称，“2002年，校方曾出台过文件规定，穿和服不能入校赏樱”来看，这一规定确实是存在的，而保安就是按照这一规定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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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W大确有这一规定，那么仍然可以从两个角度进入来讨论：
一是，W大禁止和服赏樱是因为担心其他游客看不惯而发生冲突。
这样的话，虽然这有点和稀泥，没有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但还是会对W大的规定表示理解，并在理解的基础上支持W大;
二是，W大认为和服赏樱会令人联想到日本侵华，“伤害民族感情”(许多网友都是这样理解的)，那就不能理解了，因为这出现了明显的自相矛盾的情况。
我们知道，W大校园抗战期间曾经被日本侵略军强占，第一批樱花正是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者种下的。如果W大真的担心“伤害民族感情”的话，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铲除这些樱花。这些当年为了慰籍日军伤兵的思乡之情而栽种的樱花，不是比和服更让人不舒服吗?
但现在的问题是，W大一方面以樱花景色为傲，另一方面又禁止游客穿和服，这不是很荒唐、很可笑、很矫情、很藐视公众智力吗?
如果说樱花源自中国，可以不必介意，那么和服也源自中国，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呢?
有人说，当年日军栽种的樱花已经枯死了，现在W大校园里的樱花是后来栽种的。
还有人说，樱花是植物，中国、朝鲜半岛、日本都有，所以不能和日本文化联系在一起。
说这些话的人，如果不是无知，那就是无理犟三分了。
做为一种木本植物，樱花树的确广泛分布于整个东北亚地区，但赏樱文化的源头，却发源于日本。樱花绚烂、繁盛但又转瞬即逝的特征，和岛国民族特有的不安全感形成耦合，成为他们自怜自伤的一种象征，这和我们中国人乐天知命，豁达爽朗的人生观并不相同。
二战之前，樱花曾经被旧日本帝国军人视为武士道精神的象征，士官学校同期的毕业生会自称“同期的樱花”。
樱花文化也对普通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产生过深深的影响。比如宫崎骏的著名动画片《起风了》中，菜穗子爱上了设计师掘越二郎，但不幸患上当时是绝症的肺病，她决定在身体变差之前，把最好的一段青春献给掘越，于是便离开疗养院和掘越结婚，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后，悄然离去，独自回到山里面对死亡——如果不理解樱花文化，就很难理解菜穗子的选择。
严格说起来，中国的赏樱文化，正是最近十几年才在一些仰慕日本文化的“小资”推动下，逐渐流行起来的——这实在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这里提出上述质疑，并没有为难W大的意思。而是说，做任何事情，都要堂堂正正，有一说一，不必藏着掖着，不必隐瞒自己的立场，做为教书育人所在的大学，就更应该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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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来，由于实用主义的盛行，不少国人的辩证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大大下降了。一些人在辩论时，连最基本的矛盾律、同一律都不顾，一方面徜徉在樱花下，另一方面又说自己不能看见有人穿和服，这就不是“精日”，而是“精分”了。
也许有人会问，你究竟对樱花、和服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一个中国人可以自己决定喜欢或是不喜欢，这属于个人偏好，只要能够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保持自己的立场、情感在中国一边，赏一赏樱花又如何?西装牛仔裤都穿了，何惧和服?
事实上，和服无非是我中华吴服的变种，正是由于吴服传入日本，当代日本人的祖先才得以去树叶草裙而着衣冠，中国人应该为我们卓越的祖先而骄傲，为我们灿烂的古代文化变夷为夏的强大魅力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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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想说的是，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我们需要正确的态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领导下，按照抗日战争开始时就确定的“把广大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的指导方针，结合战后新情况，制定了对日工作总政策，概括起来共5点：
(1)反对美国在日建立军事基地，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和复活军国主义;
(2)根据平等互利原则，争取改善中日关系，逐步达到外交关系正常化;
(3)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中日人民友谊;
(4)孤立美国，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对中国的关系;
(5)间接影响和支持日本人民反美和要求独立、和平、民主的运动。
毛主席围绕中日关系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充实了中国的对日方针和战略思想。概言之，新中国对日方针和文件的重要思想，就是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日本，即——
把广大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把日本政府反华政策的决策者与可能争取和团结的政党、政治家及政府官员区分开来，把日本与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的美国区分开来。
根据三个“区分开来”的原则处理中日关系，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中日关系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进入了近代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二是日本国内出现了强大的对华友好的力量，右翼政客往往会因为“失言”而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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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领导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元帅，一边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另一方面营救失去父母的日本小姑娘，这体现了中华文化博大胸怀，体现中国做为日本文化母国的风范。
这样的态度与政策，才是真正值得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继承、学习和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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