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敌对势力以及我们国内的一小撮人最近大肆炒作圆圆日记，某些境外势力更是把这当成对中国进行勒索的事实依据，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日记的内容可以作为历史事实吗？
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日记即对每天所遇到的和所做的事情的记录，有的兼记对这些事情的感受。每天或经常把发生的事、处理的事务或观察的东西写下来的记录，尤指个人活动、思考或感觉的每日记录。
日记是从个人视角观察事物的记录，撇开政治因素，日记如果仅仅作为记载个人生活的经历那么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如果要作为记载社会生活尤其是国家大事，就有很大的局限性，除非记载者对某些社会生活全方位和全程参与。
而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和我们国内的自由派公知恰恰是在日记的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甚至是多重标准。
由于本文的主题是谈论日记问题，所以首先从与日记有关的事情说起。
先说说《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
《拉贝日记》(英文：The Diaries of John Rabe)是199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德国人约翰·拉贝。
该书是作者的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真实记录。
《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详实的说明。这些文字对中日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政治是非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拉贝日记》还被拍摄成为影片放映。
另外一个就是《魏特琳日记》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美国传教士。1886年9月27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西科尔小镇。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刊物发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传教士档案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
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当这两部日记面世，尤其是《拉贝日记》被拍摄成为影片放映以后，在“民主国家”日本，有不少人质疑甚至是否认日记的真实性。
众所周知，在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是盟国，而作为当时的日本盟国的公民的配有照片的日记都被现在的日本人说成是“不真实”的。
再说说《雷锋日记》。
出于改旗易帜的政治目的，自由派公知对新中国的从开国领袖到几乎所有的英雄模范进行了全方位的否定和泼污，雷锋自然也逃不脱他们的毒舌。
很多公知嘲笑雷锋的日记，说他做好事不留名是假的，要不然怎么会记日记呢?
而习惯于信口开河的梁某达更加露骨，他的论点是，学习雷锋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宣传，或者出于一厢情愿的美化，或者出于某种无耻动机的炒作，总把一个人弄得很完美”，“在现实社会中，有人如果刻意塑造非常完美的形象，你一定要好好想想，这种完全完美、一点缺点没有是违背人性的，是有其他目的的，不是这个人就是完美的”，“在这个世上，就没有完美的，任何完美的，都是等待拆穿的骗局”。
为了支撑这个论点，梁先生以雷锋为论据。梁先生说，他是分析过雷锋成长的轨迹，一是雷锋是个冲动的人，做好事的动机是“爱显摆”;二是雷锋写日记是为了给大伙看，是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
请注意上述两个例子，由于拉贝先生客观真实记载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不利，所以尽管拉贝曾经是日本的盟国的公民，“民主国家”日本对《拉贝日记》的真实性是否定的。
出于改旗易帜的政治目的，自由派公知对新中国的从开国领袖到英雄模范进行全面否定，作为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的雷锋自然就成为了自由派的眼中钉。当然雷锋的日记也被他们说成是“不真实”了。
关于《雷锋日记》的事实是，雷锋不幸以身殉职以后，他的日记才公之于众，雷锋在牺牲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普通战士，他根本不会想到毛主席会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突发事件中牺牲，换句话说，如果他不是牺牲了，也许他的日记可能一直不会面世，而公知居然认为他写日记是为了给大伙看。
在这里，雷锋的仅仅是真实记载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以及感想、感悟的日记在公知的心目中是不可信的。
下面再谈谈《蒋介石日记》
为了迎合国内的前朝遗老遗少为复辟旧王朝而掀起的“民国热”逆流的需要，“历史学家”杨某石别出心裁，想出了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写中国历史的高招，关于《蒋介石日记》，他曾经这样说：
我认为蒋介石的日记具有相当大的真实性。第一，写日记是他每天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昨天知道你们将采访我，我肯定会在日记上写上一段“重庆的采访者要采访我”，或者说“明天我要参加一个什么会”。记录下来是为了备忘，是工作计划。如果说假话，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第二，日记中记载有不能公开的事情。比如蒋介石喜欢骂人，骂的都是他的亲戚、同事、朋友，骂得很难听很厉害。如果日记准备公布的话，又怎么与人共事呢?孙科是孙文的公子、国民政府副主席、立法院院长，也是最亲密的同事。但是蒋介石骂他是阿斗，是总理的不肖子孙，不仅卖党而且卖国。这样的内容能拿出来给孙科看吗?他只能在日记里发发牢骚;他骂孔祥熙“无耻之至”，他跟孔的关系是连襟，孔祥熙当过行政院长，这样的内容也是不能公开的。几乎很少有人是蒋介石不骂的，甚至连宋美龄都骂。国民党大员中，我发现只有一个人他没骂过，那就是吴稚晖。蒋还有一个特点，他写了好多个人隐私。比如早年跟妓女鬼混，怎么逛妓院。他写这些事是想反省自己。蒋是有想法的人，他要做中华民国的代表，他要做一个圣贤豪杰”。
先别说“历史学家”杨某石论证“蒋介石的日记具有相当大的真实性”的几条理由根本经不起推敲，更何况最终台湾蔡英文当局公布存放在台湾档案馆的蒋介石的手令把蒋介石的底裤都扒光了，同时也把杨某石的说法反驳得体无完肤。
最后回到圆圆日记上来。
圆圆写日记的动机和希望收到的效果是什么?广大网友已经非常清楚了，暂时不清楚的，看看他写的小说《车欠土里》，看看他咒骂爱国青年和台湾统派代表人物邱毅和黄智贤的语言也会弄清楚的，在这里，我不打算在她这里多费口舌。只是以她的日记作为话题引子谈论一下日记是否能够作为证明历史事实的依据的问题。
疫情期间，武汉封城，圆圆同样是宅在家里，而她居然能够根据道听途说写成日记，然后被国内的自由派公知当成事实并且被境外势力当成甩锅中国并且纠集新“八国联军”对中国进行勒索的“事实依据”，撇开政治因素不说，把一个人的并非亲身经历的，而是根据道听途说的事情写成的日记当成“事实”，并且进行以偏概全本身就是非常荒谬的。
把几件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很有意思。
打过官司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在法庭上，通常与案件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的人是不能出庭作证的，或者说他们的证词是一般不会被法官采信的。比方让一个人自己的妹妹证明自己无罪，让自己的弟弟证明对方当事人有罪，法院会采信吗?
除非出现下面的两种情况，证人即作出对与自己关系好的人不利的证词，或者作出对与自己关系不好的人有利的证词。
在国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上也是这样。
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是盟国，拉贝作为日本的盟国的公民，最起码是不会捏造事实的，何况还有照片与文字材料相互印证。但是日本人居然否认日记的真实性。
新冠肺炎在全世界爆发，美国想甩锅中国，而圆圆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尽人皆知，而她的以道听途说为依据写的日记居然被自由派人士和西方国家当成“事实”。
雷锋日记只是记载本身成长的思想历程，不牵涉其他人，而且雷锋生前没有人看过他的日记，公知却说是假的，是为了给大伙看的，不可信。
蒋介石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他的日记在记载涉及与共产党有关的事实方面必然带有歪曲事实真相的很大的可能性，并且由于一个人了解情况的局限性，尤其是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要处理大量的事务，即使是他有实事求是记载历史事实的动机，他也没有时间精力也不可能对民国时期或者即使是是国民党政府内部的各种事情进行全方位的全程了解，就算是他想真实记载，也会挂一漏万。而蒋介石的日记居然被认为是“真实”的。老天有眼，蒋介石以及为其涂脂抹粉者被猪队友蔡英文打脸，公知苦不堪言。
有凭有据的《拉贝日记》由于不利于维护日本的“光辉形象”，被作为“民主国家”的日本的某些人否认真实性；
根据道听途说写成的圆圆日记，由于有利于境外敌对势力在政治上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对中国进行经济上的勒索，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当成“真实的事实”；
《雷锋日记》只是记载自己成长的心路历程，被自由派公知以“雷锋表现欲很强”作为借口，否认真实性；
而既可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歪曲历史，又可能因为条件限制不可能全面收集历史资料写出的《蒋介石日记》被公知尤其是所谓的“历史学家”杨某石说成是具有“真实性”。
西方国家以及我们国内的自由派公知这种用多重标准评价事物的神逻辑，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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