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级小学生缪可馨自杀的事件已经过去十余天了。
起因是缪可馨的“《三打白骨精》读后感”的作文，被老师判作“负能量”。
缪可馨在分析了唐僧、孙悟空、白骨精的角色，然后总结写道：“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伪善的一面所蒙骗。在如今的社会里，有人表面看着善良，可内心却是阴暗的。他们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和阴谋诡计，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而老师给文章的批语是要求“传递正能量”：
其后，悲剧就发生了：
面对社会质疑，调查通报也很快出来了：
回应称“作文系抄袭”，但这无法解释“红批”的“传递正能量”。
说实话，缪可馨作文的最后一段只是客观描述一种已经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伪善的一面所蒙骗”这样的话语教给同龄人，是在提醒他们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和自我保护，这算哪门子的“负能量”?
一个幼小的生命逝去了，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但也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事件。
不知道这位老师的心目中，究竟什么叫作“正能量”。这几年“正能量”这个词快把耳朵磨出茧子了，关于“正能量”的由来网上说法不一，一种比较暗黑的说法把创始者指向了2010年因强奸罪被提起公诉的山木教育集团的老板;但真正在网络上火起来却是在2012年，那时流行的一句话叫“点燃正能量，引爆小宇宙”。
自那以后，谁出来讲点社会上负面的事情就要被喷个半死。“正能量”俨然已经大行其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位老师据说从1993年开始执教，应该早就过了不惑之年，差不多应该已经踏入“知天命”了，却也看不透“世态炎凉”，执着于一个虚妄的“正能量”。
2012年还有一部电影叫《神探亨特张》，老张有一句台词：“每天碰到的都是糟心的事，每天带给自己的都是负能量。这件是，那件也是。但当我把小偷骗子捉住按在地上的时候，对于受害者和社会来说就增加了正能量。这个社会才能更美好。”
老张讲这个话的时候，荧幕上透着的是辛酸、是无奈。“增加了正能量”不过是安慰自己，“每天碰到的都是糟心的事”才是老张的真实心境。老张的思考继续往前一步，就应该要追问，为什么有抓不完的小偷、骗子，为什么每天都是“负能量”……
昨天，右边有媒体借缪可馨自杀事件来嘲讽“正能量”，这引起了一帮正能量大V的不适。要不是微博信息流强制映入眼帘，笔者对于这种舆论战，实在没什么兴趣——不过是一方站资本、一方站权力。
站在工科生的角度，能量是没有所谓的正负的;脑洞大开的文科生将能量冠以了正与负：正能量是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这是百度百科的解释，大概与之相反的就是负能量了。
在现实社会的舆论场，表功的、讲好人好事的就是正能量，批判、揭露阴暗面的就成了负能量。
笔者讨厌右边的媒体精英把一个孤立事件无限放大，以期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同样反感一些所谓的正能量大V漠视人民的现实苦难，一味地排斥对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
如，某些人大肆吹捧所谓的人民富豪、企业家做慈善的正能量，却无视资本榨取剩余价值，制造贫富分化和底层苦难的负能量事实;如，某些人吹捧所谓的爱国企业家的正能量形象，为这个企业残酷压榨员工的996、1207的负能量事实洗地;如，某些人片面强调所谓执法威严，将讨薪的周秀云骂作流氓无产者、泼妇。
在阶级社会里面，这个阶级的正能量，却意味着是另一个阶级的负能量;剥削阶级的正能量表演正是为了掩饰其背后负能量的事实。
正能量们大约都不会否认“做好人好事”的雷锋是正能量的代表，然而，雷锋的“完整事迹”放到今天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了。
熟悉雷锋简历的人都知道雷锋原名雷正兴，1958年才改名叫雷锋。“正兴”这个名字是家人根据辈分字牌取的名字。我们以往所熟知的雷锋童年的故事是这样的：
雷锋同志1940年12月18日出生在长沙简家塘一户贫苦农民家里。雷锋3岁时爷爷被地主活活逼死;雷锋的父亲曾遭国民党逃兵毒打，后又遭日寇毒打，久病无钱医治，不久离世;雷锋的哥哥12岁就做了童工，劳累过度、无法休息，最终得肺结核而死;雷锋的弟弟3岁便饿死家中;雷锋的母亲在1947年受到地主凌辱之后悬梁自尽。雷锋7岁就沦为孤儿，在六叔公和六叔奶奶的拉扯和自己的流浪下，艰难地活了下来。1949年8月，湖南解放时，雷锋找到路过的解放军连长要求当兵，连长没同意，但把一支钢笔送给了他。1950年，10岁的雷锋当上了儿童团团长，积极参加土地改革，乡政府免费供他读书;1958年，雷锋响应号召，报名去了东北做拖拉机手。其后的事迹，基本是广为人知了。
9岁的雷锋为什么要找解放军想去当兵?雷锋的童年用“苦大仇深”来讲并不为过。解放战争时期，刚刚解放的地方都要开“诉苦会”，控诉地主阶级、控诉旧社会，雷锋正是在那种乡亲们相互帮助、相互教育的环境中，知道了谁造成了自己的苦难，谁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道：“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这句话在雷锋身上有着深刻的诠释，雷锋正是时代的产物。雷锋生前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将雷锋精神表述为乐于“做好人好事”的优秀品格，就把雷锋庸俗化了。雷锋同志生于旧社会，他个人以及整个家庭都在旧社会遭遇了巨大的苦难，对于地主阶级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是毛主席、是共产党带领工农大众推翻了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让天下的穷苦人翻身得解放，让雷锋获得了新生，所以雷锋对毛主席、对工农大众有了浓浓的阶级感情。雷锋情感中出现的“春天”与“冬天”的两极也就完全合乎情理了。
正是因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才让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和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在那样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化身“正能量”的代表。那是一个盛产雷锋、盛产“正能量”的时代，一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时代。
然而，对于那时的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而言，“诉苦会”无疑是满满的“负能量”，然而，正是这种“负能量”让广大受尽剥削压迫却又被愚弄的劳苦大众真正觉醒了起来，踊跃翻身做主人。
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致富光荣”、“命苦不能怨社会”重新时兴了起来，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的旧案被翻了过来，重新“扬眉吐气”。“乡贤”、“人民富豪”成了大善人、致富典型。
于是，雷锋童年那套苦大仇深的“负能量”叙事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地主，那是勤劳致富的楷模;至于，雷正兴一家么，大约要被指责懒惰或者愚蠢了。
在这种叙事框架下，尽管雷锋仍然被封为“正能量”的楷模，“雷锋精神”却显得无比尴尬。“雷锋同志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一面是高唱“正能量”，一面是真正的“正能量”已经非常稀缺。
抛弃了阶级叙事，“正能量”也就很难有一个真正的评价标准了，只能沦为剥削者粉饰的工具。
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这句话同样也可以借用过来评判所谓的正负能量：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为劳动人民说话的就是正能量，这样的正能量既可能是歌颂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与无私的，又可能是揭露、批判那些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现象及其背后的本质;而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无论是表功的、还是批判政敌的，都只是负能量。
那些为资本站台，为私有制站台，攻击社会主义遗产的右边的媒体精英是负能量;而那些有意淡化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的正能量大V，同样是十足的、为剥削阶级粉饰的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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