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七事变”83周年，军报刊登了署名叶刚盛的文章《点燃思想深处的狼烟》。作者在文章中写道：
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军队与军队的较量，归根结底是实力的比拼。1937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不到8000人，就敢对10万之众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挑起战端;回溯到6年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以1.9万兵力对垒19万之众的东北军，却仅用两天便占领沈阳，1个星期占领辽宁，3个月占领东三省。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为什么能屡屡得逞?就在于当时的日本“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而当时的中国虽是幅员大国，却积贫积弱已久。
作者主张“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环境下，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作者将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敌强我弱，却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更是存在严重的立场错误。
九·一八事变，又称柳条湖事件。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史称“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1932年2约，东北全境沦陷。
事变发生时，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10万人，而日本关东军却不到2万人。面对近30万兵力的东北军，1.9万关东军为何如入无人之境?
是东北军武器装备差吗?不，事实上东北军的武器装备直追日军精锐!
东北军在巅峰时期总兵力超40万，有25步兵旅，10个炮兵团，6个骑兵旅，坦克、装甲车、飞机甚至军舰，样样都有。
事变前，东北军一个旅就配了一个炮兵团，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即便是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火力也不及东北军。
可见，叶刚盛的文章关于“当时的日本‘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而当时的中国虽是幅员大国，却积贫积弱已久”的说法，至少在九一八事变问题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如入无人之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事变发生以后，东北军各部队多次接到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自发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那时的东北军早已易帜，归于蒋介石旗下。一直以来，史学界都公认“不抵抗”的命令是蒋介石下的，他才是“不抵抗”的元凶，连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都承认这个问题。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历史虚无主义盛行，某些知识精英打着“还原历史真相、还原事实真相”的幌子，编造大量历史谣言，一边抹黑人民领袖和革命先烈，一边为地主阶级和蒋介石反动集团翻案。其中一个重要的谣言就是说，九一八事变后“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蒋介石不知情，甚至进一步穿凿附会地说蒋介石软禁张学良几十年并不是因为西安事变，而是因为“恼怒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在百度百科的“九一八事变”词条中，也将“不抵抗”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张学良。
这种谣言是非常低级、无耻的。
首先，蒋介石就算再柳条湖事件发生的当晚不知情，那么，从1931年9月18日-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这长达五个月的事件，蒋委员长是瞎了还是聋了，能一直不知情?
第二，蒋介石是“不抵抗”的“惯犯”，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并不偶然。1927年3月，英美海军为了阻止北伐，闯入长江、炮击南京，酿成死伤2000多人的“南京惨案”，已经攻占南京的蒋介石却故意拖延事件调查，英美倒打一耙污蔑北伐伤害了侨民，蒋介石最后居然认了罪、给了赔偿，还嫁祸给共产党;1928年，日本在山东阻止北伐军，制造了“济南惨案”，死伤1.7万人，蒋介石居然还下令“禁止抵抗，力避冲突”;1935年，华北事变，蒋介石却派何应钦和日本人签订《何梅协定》，对日媾和，最终激怒了民众，引发了一二九运动。而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蒋介石依然没有对日宣战，正式的宣战是在珍珠港事件美日全面开战之后。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公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为自己的对外投降卖国、对内疯狂镇压的无耻行径辩护。
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就已经是张学良的顶头上司，“不许抵抗”这样涉及两个国家军事与外交的指令，又岂是一个张学良能决定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又是什么态度呢?他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可见，即便在这本蒋介石自我美化的日记中，他也没下定对日抵抗的决心。
7月9日，蒋介石让外交部长王宠惠向日本驻华大使发出照会，请求与日本进行谈判，和平解决战事。但日本方面强硬地拒绝了。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卢沟桥事变之前，蒋介石就曾严令，“奢言抗日者，杀无赦!”
有这样对日媾和、首鼠两端的统帅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除了国民党第29军37师219团的自发奋起反击，其余国军部队又岂肯会积极反抗呢?
可见卢沟桥事变本身也是由于蒋介石“对内压迫，对外投降”的反动立场造成的，正是蒋介石的对日绥靖、媾和、投降，才一步步激发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使得日本能够攻占中国大面积领土，获取远远多于日本本土的资源、劳动力和兵员，以战养战，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极其被动的局面。
叶刚盛的文章，不去批判蒋介石对日投降的行径，一味地将中国的失利归因于国力、军备，这种历史观和立场是完全错误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顶级报纸上的文章的目的是宣传、是动员、是指引方向，这样的宣传导向，容易让人忽视汉奸、投降派的影响，完全是对国家与人民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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