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的欲望与穷人的绝望——杂谈赖小民
【一】
终于又有贪官被送上断头台。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近年来第三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官，最早的一个是内蒙古政协副主席赵黎平，另一个是吕梁市副市长张中生。其实，赵黎平被判死刑，并不是因为其贪污或受贿，而是因为他在居民区当众枪杀了一个与其有关系的年轻女子。根据刑法及其司法实践，持枪杀人本来就属于情节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更何况是为了掩盖罪行，在居民区里当众开枪杀人，如此手段、如此情节，放在任何时期和任何人身上，都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因此，可以将赵黎平从因贪腐而被处决的贪官名单中移除。如此算来，近年因贪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官只有赖小民和张中生。
【二】
赖小民贪污受贿总额是17.88亿人民币。对于穷得叮当响的我辈来说，无论怎么张开想象的翅膀，都无法想象坐拥17.88亿,该是一个怎样的情景。本人在计算器上，勾勒出了17.88亿元人民币是一个什么样子。
按照第四套人民币的长度和重量计算，17.88人民币，如果一张接一张的连起来，长度达2950.2公里，可以从北京铺到新疆伊犁，也可以从北京铺到重庆，然后再从重庆铺回北京，走一个来回。17.88亿人民币，重达20.562吨,如果搬运，需要两个载重十吨的大卡车。按照2020年脱贫的标准，17.88亿人民币相当于44万贫困人口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年入20万的某个高级白领8940年的工资收入，需要这个高级白领以这个收入水平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一直工作到现在;至于那些月收入不足千元的人，如果要想获得如此财富，需要十余万年的时间，恐怕从智人时代的初期做起也未必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三】
此次，赖小民以17.88亿元的贪腐金额创下了当下贪腐的最高纪录。不知道赖小民的这一纪录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当年人们曾天真的以为“从家中起获两亿现金、烧坏四台点钞机的魏鹏远”应当就是贪腐的最高纪录了，然而，这一纪录没过多久就被打破。在赖小民之前被判死刑的吕梁副市长张中生，法院确认的贪腐金额是10.4亿;恒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的贪腐金额是11.8亿元，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的贪腐金额是7.17亿元，内蒙古人大副主任邢云的贪腐金额是4.49亿元。贪腐纪录就是这样一次次被创造，又一次次的被打破。
贪官如此贪婪，贪腐金额越来越高，既超出普通民众的想象能力，也超出了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遥想当初，贪污几百斤粮票、几百块钱就已经是大案要案了，可不知从哪一年开始，贪腐金额就以几千、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的速度的疯长，以至于到今天亿元以上的贪腐金额，也都已习以为常。这种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贪腐势头，真不知啥时候是个尽头。
【四】
在我所关注的新闻中，有一则新闻久久难忘。这则新闻的题目叫“十万护工下吕梁”。这是一个被当作正能量上了央视的新闻。并且在当年的两会期间，当地主要领导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把这件事作为政绩对外宣介。然而，不知为什么，这则新闻却时时刺痛着我，以至于至今仍笼罩在心头挥之不去。
吕梁是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也是我国优质焦煤主要产区，这里诞生了山西首富等诸多亿万富翁。然而，丰富的资源却没有惠及每一个人，在这个仅有380多万人口地方，却有十万人需要背井离乡靠做护工维持生计，其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我总把十万护工的艰辛与他们的副市长张中生联系起来，感觉他们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不仅仅因为张中生从他们身上搜刮了10.4亿的民脂民膏，更是由于围绕着张中生这个巨贪，形成了一个个有形或无形的贪腐黑恶集团，在疯狂的攫取财富，诸如陈鸿志之流。仅从经济角度衡量，贪官每贪一块钱，大概会造成百元、千元甚至是万元以上的损失，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就不难算出贪了10.4亿张中生所造成的的损失，十万护工的艰辛怎能与他没有关系?
其实饱尝艰辛的不止十万吕梁护工，据统计，目前中国月收入不足千元的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的有9.64亿人，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仅有7200万人。2020年3月20日，四川南充的一个妈妈因为“实在熬不住了”，把七岁的女儿绑在身上，跳进了嘉陵江。而因营养不良体重只有43斤的女大学生吴花燕也在2020年走完了年轻的一生。也是在2020年，蛋壳公寓绝望的年轻人，悲愤的从高楼跃下。一个撞到老人的年轻人，因10000元的医疗费而轻生。这一切的发生，大大小小的赖小民和张中生们，难脱干系。
【五】
近段时间闲来无事，又翻了一遍《水浒传》。掩卷沉思，似乎明白了作者为什么以一场瘟疫的发生作为这部作品的开篇。那是因为在作者看来，徽宗年间无处不在的官场腐败，是北宋社会无药可医的瘟疫。正是大大小小的高俅、梁中书们充斥于政府、军队和司法部门，彻底的摧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摧毁了人们对政权的信任，最终导致盗贼蜂起、黑恶势力横行，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剥人凳”上的“行货”。而作者也似乎在提醒后人，不要被一时的经济繁荣所陶醉。北宋时期的经济繁荣，向来被后人津津乐道，仅从《水浒传》中所描写的酒宴桌上的丰盛程度就可见一斑。在《水浒传》中，每每提到酒席，总是先上“果蔬”。如此品味，即便今人，也未必能及。然而，如此繁荣的经济和“国力”，也没有能够阻挡住金人和蒙古人的铁蹄，没有避免靖康之耻和崖山悲剧的发生。尽管《水浒传》写的不是这个时期的故事，但作者正是通过对徽宗年间无处不在的官场腐败的描写，告诉后人，无处不在的吏治腐败，就是一个社会无药可医的瘟疫。只要高俅们不除，一切繁荣都将失去，靖康之耻和崖山悲剧就不可避免。因此，要想避免靖康之耻和崖山悲剧的发生，必须根除腐败。而要想根除腐败，首先就是不能让刑法的条文躺着睡觉，对腐败分子绝不能心慈手软，仅仅砍一两颗赖小民之流的人头，是不足以阻吓腐败分子贪婪的心。因此，对于那些超出普通民众想象力的贪腐分子，必须处以极刑，而不能“缓而不死”。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根除腐败的良方。须知，严刑峻法虽然必要但却无法从根本上阻却腐败分子贪婪的心，赖小民在当下如此高压反腐的形势下仍如入无人之境创纪录的攫取巨额财富,就是例证。而根除腐败的唯一良方就是无处不在的全面监督,尤其是民众的监督，除此似乎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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